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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定性

梅州市五华县 中兴中学 李国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与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因彼此之间在犯罪中采取的欺骗手段给司法工作人员造成的迷惑，看似都构成了诈骗罪，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一般来说盗窃罪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上市有明显区别的，本文就如何区分司法实践中盗窃罪与诈骗罪二者之间的界限试作分析和论述。

盗窃 诈骗

在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中，并非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从而取得了财产就成立诈骗罪，因为盗窃犯也可能实施了欺骗行为，如甲打电话给乙，以乙的亲属发生事故而故意将乙骗出家，甲趁机进入乙家进行窃取财物。虽然甲实施了欺骗行为，但乙没有因为受骗而产生成分财产的认识错误，更没有基于认识错误成分财产，只是由于外出为甲的盗窃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甲以此而取走的财物只能以盗窃论处。也并非只要行为人使于欺骗等手段导致对方财产“转移”给自己或第三人就构成诈骗罪。因为，盗窃罪也有间接正犯，盗窃犯完全可能使用欺骗手段利用不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取得财产，比如，洗衣店经理A发现B家的走廊上晾着衣服，于是就欺骗本店的员工C说“B要洗衣服，但没有时间来拿，你去帮B把衣服拿过来洗吧”，C信于为真，取来了衣服给A，A将衣服占为己有。C虽然是受骗了，可他只是A盗窃B衣服的工具罢了，并不具有将B的衣服处分给A占有的权限或地位，因此，A成立的是盗窃罪（间接正犯）。
故此可以看出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别关键在于；受欺骗者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处分（交付）财产，受骗者虽然产生了认识错误，但倘若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地位时，其帮助转移财产的行为不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行为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构成诈骗罪，所以，处分行为的有和无，划定了诈骗与盗窃的界限，被害人处分财产时是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被害人没有处分财产时即行为人夺取财产时是盗窃罪。诈骗罪与盗窃罪处于这样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不存在同一行为同时成立诈骗罪与盗窃罪，二者处于观念竞合关系的情况，因此正确理解和认识定“处分行为”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之处。
首先，诈骗的受骗者其吃饭行为必须是基于认识错误，而认识错误的产生或维持是由于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处分行为意味着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即行为人或第三者事实上支配财产，至于受骗者是否已经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判断，即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的一般观念是否认为受骗者已经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支配或控制的意思，譬如，A假装在商店购买西服，售货员B让其试西服，A穿上西服后声称去照镜子，待B去照顾其他顾客时，A趁机溜走，A此时不成立诈骗罪，而成立盗窃罪。因为尽管B受了骗，但没有因为受骗而将西服转移给A占有的处分行为与处分的意思表示。
如果换种方式说：A穿上西服后对B说：“我买西服需征得我的丈夫的同意后，我将我的工作证押在这里，如果我的丈夫同意我改天来交钱，如不同意我将返还西服”。B同意了A得要求，但A的工作证是假冒的，以后不见A回来还钱拿回证件，那么此时的A则应认作诈骗罪。因为，B答应了A穿衣回去实际上已经将西服转移给A支配与控制，这种成分行为又是基于受骗所致，所以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基于同样的理由，当今社会常见的以借打手机为名的案子，实际上也应该认为盗窃而不是诈骗，例如，甲与乙通过网上聊天后，约在某茶餐厅见面，见面聊了几句以后，甲的手机响了时声称电量不足自动关机了。于是借某乙的手机打电话，甲接过乙的手机同时声称同有涉及个人私事装着走开了，趁乙不注意之时某甲逃走了，这种行为不能认为是诈骗，只能认为是盗窃罪，因为乙虽然受骗了但他没有因此而产生将手机转移给甲支配和控制的处分行为意思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已将手机递给甲支配和控制的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乙仍然是手机的实际支配和控制者，即甲没有占有手机，甲取得手机的支配和控制完全是后来的盗窃行为所致。如果说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则意味着甲接到手机时便成立诈骗既遂。即使甲打完电话后将手机还给乙，还属于诈骗既遂后的返还行为，这恐怕说不过去。
其次，处分行为并不要求受骗者将财物的所有权处分给行为人，所以不要求受骗者具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所以，即使不是财产的所有人也完全可能因为认识错误等原因而处分财产。
再次，在受害人与被害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受害人只能处分自己占有的财产，而不可能处分自己没有占有的财产，至于受害人是否对该财产有所有权，都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比方说，A进入车厢后，发现自己的座位上有一个钱包，于是问身边的B：“这是你的钱包吗?”尽管不是B的，但B却说：“是的，谢了。”
于是A将钱包递给了B，由于A并没有占有钱包的行为意思，所以他不可能处分该钱包，故B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能视钱包的性质认定为侵占罪或盗窃罪。
最后，在受害人和被害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只要受害人事实上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对方的行为也成立诈骗罪，一方面，受害人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就不能认定其转移财产的行为属于诈骗的处分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受害人没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行为人的行为便完全符合盗窃罪（间接正犯）的特征，显然，受害人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与地位，成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一个关键，至于受害人事实上是否具有这种权限或地位，应通过考察受害人是否是被害者财物的辅助占有者，受害人转移财物的行为是否得到社会观念的认可，受害人是否经常为被害人转移财产等因素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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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教育平等权

寿施军


内容摘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发展问题，其中很关键的就是受教育权。在宪法保障之下，受教育既是权力也是义务。而论及权利，则必定产生个体之间是否平等地享有权利的问题，否则就是人格尊严上的问题了。基于受教育权和平等权这两个权力，就得出了教育平等权。它关系到一个公民最起码的人权和公民权。“再穷不能穷教育”，是否拥有教育平等权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以至于围绕教育平等权问题的争议和诉讼不断。教育平等权的涵义是什么？内容又是什么？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我们如何更好地来维护教育平等权的履行？或许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这些都值得我们探讨。

关键字：教育平等权 平等 机会均等

⒈教育平等权及其内容

教育平等权即受教育的平等权，有着人权和公民权的双重属性。作为人权，它的价值依据是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规范依据是国际人权法；作为公民权利，它的依据是中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①

作为宪法直接规定的权利，教育平等权的意义可想而知。与古典宪法的自由理念产生自由法治观不同，现代宪法是自由和平等理念之混合体，它产生了社会法治观。这种观念之下的政府积极地为公民提供了教育的福利，从而相应地使受教育也成为一种义务。所以在宪法保障之下，受教育既是权力也是义务。受教育既然是一种权利，那么必然涉及平等问题，两者结合就是教育平等权。受教育是义务，这直接源于现代宪法的规定，然而这种义务只是在某一阶段内成立。同古典宪法所保障的那样，现代宪法中的受教育主要还是一种权利。正如，宪法保障了作为教育平等权主体的公民既享有积极的权利，又享有消极的权利。所谓积极的权利就是指公民有权要求国家采取积极的作为，为公民教育平等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和制度保障，而不能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这里之所以强调“必要”两字，是因为国家只有初等教育阶段才能够确保较高程度的物质保障。当然，从制度上保障，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因为国家是产生法律的机器，法律是随着国家的诞生而产生的。而所谓消极的权利就是指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公民有权要求国家及其国家授权的主体承担不作为的义务。比如不能无故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利，换个角度讲，就是说该学生享有跟其他同学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有关教育平等权，国际上有过一些意义非凡的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联合国宪章》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及平等观念。1946年国际教育局第9届大会上，介入议程的就有“中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这是最早的世界性的教育平等权规定。②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将教育平等作为基本人权，确立了人人平等原则并将教育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为教育平等权的确立提供了国际法依据。之后。联合国又陆续通过了《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反对教育歧视建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使教育平等权更明确地成为一项国际法保障的权利。

在我国，教育方面的法律也有不少。比如《义务教育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相关的配套实施细则为教育平等权提供了法律保障。

教育平等权有丰富的内容，而作为一项可诉的权利，其审查标准是是否构成歧视。教育平等权包括教育内容的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均等、享受国家提供的教育资源的平等。其中，教育内容平等权指公民有权接受相同内容的教育，不得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教育内容的平等是相对的，但是义务教育或者初级教育阶段是必须平等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下文会谈到。机会均等，顾名思义，是指享有教育平等权的个人都应享有各自应当享有的均等的机会，而不被不合理地分类并据此受到歧视性的对待。按照当前情形，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项权利：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外来民与当地人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不同身份的人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而具体相关现状有待下文分解。平等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无疑是从师资等软件方面和教学设施等硬件方面来定义的。它要求做到地区间、城乡间、学校间教育资源的平衡配置。

⒉存在问题及思考

（1）在教育内容平等权方面。有学者说，我国职业中学与普通中学的分类，构成对职业中学的学生的歧视，没有为他们提供与普通中学学生相同内容的教育。而且在高中阶段过早的文理分班和差别教育，特别是将学生分为“参加高考”与“不参加高考”两类分而教之的方法构成对不参加高考的学生的歧视。

本人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是否构成歧视，应该看是否有正当目的，是否符合实质性的公共利益，而不应该简单地看是否产生负面效应，毕竟事物都是两面性的。对职业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区分，其正当目的是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学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区别对待；其目的不是让成绩差的学生更差，而是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培养职业能力。否则，一味地让他们跟着学习更深的理论知识，效果反而不好。从公共利益来讲，普通中学继续提供给学生深造的机会，而职业中学为社会输送了大量实践性的人才，这也比较合理。至于文理过早分班的问题，文理分班本身也有它的合理性，每个人的感兴趣领域和发展思路毕竟不同。但问题在于“过早”两字，扎实而全面的基础知识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这方面恐怕跟社会的主流意识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有关，不好定夺。再说是否参加高考作为区别教育的标准，则有悖于正当目的，也不为公众心中的公共利益所容，的确构成歧视。

（2）在教育机会平等权方面。教育机会平等权在某些方面是跟教育内容平等权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职业中学和普通中学的教学内容不同，意味着不同学生接受同样教育的机会不同。但这个“不同”不是不平等，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机会不平等。而相对于形式上的机会不平等，就是实质上的机会不平等。无特殊合理的原因，高考加分或者分数优惠的做法构成了对其他人的歧视。例如博士生的子女高考加分，政府官员的子女高考得到隐性的优惠。有学者说，高考各地分数应当统一，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国实行分数歧视制度：不同地区的考生的分数线的档次不同，同样可以进清华北大的，北京考生的成绩与外地考生的分数相差悬殊。同样的，本地的大学对本地招生的数量比较高、要求比较低。而现在的规定构成双重歧视：在享受平等的教育条件上的歧视和违反机会均等的歧视。从而引发了多年没有解决的高考移民问题：小地方的学生凭借着家长的地位和金钱，纷纷到大城市去参加高考。

但不能排除例外。分数面前的平等不是绝对的，应当是相对的，即实质上的平等。所谓实质上的平等原理，主要指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由于保障形式上的平等所招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依据各个人的不同属性采取分别不同的方式，对作为各个人的人格发展所必须的前提条件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保障。③只要对弱者有利，对所有人有利即可。例如，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就是合理的，因为少数民族考生存在许多不利条件（地区差异、文化差异等等），如果不给他们事实平等的机会，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向其他较发达地方的同学，学习先进的思想理念，这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很不利。因此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考虑事实平等或者实质上的平等，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度的优惠是合理的。

除了高考问题之外，还有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身份影响升学入学问题和男女平等受教育的问题。 虽然新的义务教育法注意了这些问题，但是有些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民工子女入学要受到户籍问题的困扰，要上学还得交赞助费之类的费用，以至于不少民工子女只好上那些所谓的民工学校。殊不知，民工学校的设立，本身就有歧视的性质在里头。 学生的身份及家庭背景，还在影响着客观条件不够好的求学者。“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各种地位不仅要在一种形式意义上开放，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达到它们。④当我们填写高考升学的有关表格时，我们依稀看到家庭出身这一栏。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在更多的问题在于权钱或者地位，有权势有金钱的人他的子女较容易上好的学校，没有这方面优势的学生即使成绩优秀他的求学之路也会很艰难。好在现在社会更多地看到这个问题，国家助学贷款诞生了，央视的圆梦行动也开启了。 男女平等问题历来存在，在受教育权方面也是。中国古代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错误的偏激的观点，认为学习四书五经还不如在家学女红。在女权运动广泛开展的现代，在女人是半边天的今天，女学生还是遇到了受教育方面的困难。2005年北京大学小语种招生时，女生的分数线比男生高了不少，理由是过去女生比例实在是太高。这显然违背了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和实质上的机会平等。因为原本男生比例低并不能说明他们受到了不平等待遇，无论男生女生都是经过同样的选拔方式和程序进入北大的，男生少只能说明其条件不够而已。除非某些专业有性别上的要求。

（3）在平等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城乡之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山区和平原地区、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之间教育设施方面有不少差距，就连同一个地方甚至于同一个学校的教育设施乃至整个教育资源都有差距。重点学校、重点班级、实验学校、实验班级等称号在中国早就取得了普遍的认可，家长愿意出更多的钱让自己的子女上这样的学校，国家也愿意拨更多的款到诸如此类的学校。那么，这种被公认的现象到底合理吗？本人认为，如果在“不涉及权钱关系、硬件条件不搞特殊化”这个形式平等条件下，而完全凭借学生个人能力并且在一定范围内统一区分“重点”，那么将达成实质平等。这样既有正当目的，又满足公共利益，因此不会构成歧视。

为实现教育资源平衡配置，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2004年徐州市通过了5项措施推进“无差别教育”,而广东省则推行“均衡投入政策”。广东省政府还下发《广东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纲要实施意见（2004 ?2010年）》，规定政府对所有学校均衡投入，到2007年，现行的“省市区一级”这样的学校等级标准将被“规范化学校”所取代。⑤

3、借鉴经验 解决问题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4条规定缔约国承担拟定、发展和事实一种国家政策，以促进教育上的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发达国家公立中小学基本上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的政策。美国公立中小学不仅免学费，也免杂费、教材费。低收入家庭儿童还享有联邦政府的资助和儿童营养计划提供的免费早餐和午餐。当然，我们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些，只是我国的国情不同，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不同，不可能完全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改革。另外，韩国从1970年开始推行“教育贫困化政策”，撤销名门学校，实行初中升学面试，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其薪水全国统一。日本在改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方面三管齐下：拨款一视同仁，教师定期流动，校长定期流动。⑥韩国和日本的情况，我们国家相对更好借鉴一些。全国或者一定地区范围内（比如华东地区、华北地区等一些内部地区消费和收入水平相近的地区），统一教师薪水不是没有可行性。类似的，上文提到的广东省就是花大力气在均衡教育资源上。

综合上文观点，结论如下：首先，要靠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通过立法和行政来保障，取消一些歧视性的政策，同时应该对照国际法文件，坚决按照根本大法宪法的要求办事；其次，国家要重视教育问题，增加教育投资比例，并且按实质平等的原则分配教育资源，尤其重视偏远落后地区的教育问题，还要妥善处理好教师的薪水水平。只有这样，教育平等权的问题才可能得到逐步的解决。

①②⑤⑥周永坤：《教育平等权问题及解决之道》，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总第45期。
③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④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