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林业管理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培育、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景东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各级人民政府对林业的管理，实行县、乡（镇）长林业目标管理责任制。各级林业部门要对林业生产、加工、经营进行指导和配套服务。
县林业局是自治县人民政府的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管理辖区内的林业工作，宣传贯彻林业法律、法规、政策，建立森林资源监测体系，查处林政违法案件，保护山林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乡（镇）林业工作站是县林业主管部门的基层单位，受县林业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领导，依法管理辖区内的林业工作；
村公所（办事处）林业管理员（助理员）受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村公所（办事处）领导。
第三条 林业公安科是维护林区社会治安的执法机构，受县公安局、林业局领导，负责管理和协调林区、自然保护区派出所、经济民警中队、木材检查站的工作，依法查处破坏森林资源的林政、治安、刑事案件。
第四条 自治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林业发展规划，组织完成植树造林任务。
城镇街道的绿化由县城建主管部门负责规划并组织实施。
全县公民有植树造林的义务。
第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发展林业。
对自治县境内的宜林荒山、荒地的开发利用按《云南省荒山有偿开发的若干规定》执行。
第六条 坚持发展以思茅松为主的用材林和核桃、芒果、花椒、茶叶等适宜当地发展的经济林木，建设林业基地。
第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林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改善林业教育和科研条件，培养林业技术人才。
科技部门应当推广林业先进技术，搞好林木良种的选育工作，提高造林营林质量。
县职业技术学校，应当有计划地开设林业课程，为农村培养林业技术人才。在招生中对贫困山区考生应当给予照顾。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建立林业基金制度，实行多渠道分级筹资，专款专用，重点用于造林护林，林业基础设施建设，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
自治县收取的育林基金及其他林业费用应全部用于本辖区内发展林业。
城建、交通、水电等部门和消耗林木的单位按规定提取造林绿化专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
第九条 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防治、检疫工作，研究、应用有效的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
第十条 自治县、乡（镇）、村公所（办事处）实行各级行政领导负责制，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落实责任制。应建立森林防火组织和以民兵为骨干多种形式的森林消防队。
第十一条 每年12月1日至翌年3月20日为森林防火期，未经批准不得在林区野外用火；3月21日至6月20日为火险戒严期，严禁在林区野外用火。
第十二条 严禁在新造幼林、特种用途林地砍柴或放牧。
对新造林地、水库周围，水土流失危害严重的地区实行封山育林。封山育林区分别由县、乡（镇）人民政府明令公布。
第十三条 严禁砍伐、采集珍稀野生植物。严禁猎捕珍稀野生动物或在禁猎期猎捕非保护野生动物。
自然保护区内保护的野生动物损害庄稼、伤害人畜，按保护区级别分别负责补偿。
第十四条 禁止毁林开荒及其它毁林行为。因建设需要占用、征用林地、砍伐林木的，应由用地单位报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依法办理手续。并按有关规定交纳补偿费。
严禁破坏林区护林宣传设施或测量标志。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县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进入国有林区居住或者开垦种植。
第十六条 采伐林木必须申办采伐许可证，严禁无证采伐。
县属国有林业企业采伐林木，必须凭经营方案、当年伐区调查设计资料，报县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核发采伐许可证。
集体或个人采伐承包山、自留山林木，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会同林业工作站在年度计划指标内安排，并由林业工作站核发采伐许可证。
采伐许可证不得重复使用、买卖和转让。
第十七条 坚持森林资源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实行限额采伐、全额管理。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个人须按规定完成年度采伐林木迹地更新任务。未完成的，不得安排下年度采伐指标，并限期更新。
第十八条 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护路林、护岸林、风景林、珍稀树种、古树名木等严禁采伐。
第十九条 因自然灾害损伤林木需要超限额采伐的，由林业站会同乡（镇）人民政府核定数额，报县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另行核定采伐指标。
因紧急抢险需要就地采伐林木的，可由当地行政首长批准，在30日内向县林业主管部门补办采伐手续。
第二十条 严禁违章采脂，剥活树皮，砍活树明子。
采伐松木应当先采脂，后伐木，违者每株收取3至5元资源保护费。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内国有山林、承包山、自留山的面积和四至界限，以县人民政府核定签发的山林证为准，其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
集体或个人不得侵占国有林地。
自留山应植树造林，不植树造林的，集体有权收回重新确定使用权；承包山必须履行承包合同，不履行承包合同的，由集体收回处理。
第二十二条 山林权属争议，争议双方协商不能解决的，应当按分级负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照下列程序处理：
争议双方在同一乡（镇）的，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处理；争议双方不属同一乡（镇）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处理。在权属争议未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开发有争议的林地。
第二十三条 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可建立木材交易市场。未经县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进入林区收购木材。
第二十四条 国有林实行划价经营。承包山、自留山的林木出售价格由买卖双方协商；人工营造的林木，由其自主经营。
第二十五条 从事木材、林副产品经营的单位或个人应向地、县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木材、林副产品经营许可证，凭证申办营业执照后，方可经营。
第二十六条 严禁伪造、买卖或转让木材生产、加工和经营的证照和票据。
第二十七条 运输木材必须持有木材运输许可证，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承运无证木材。
出县的木材，必须持有县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签发的木材运输许可证，并接受林政执法人员的检查。
林政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佩带林政执法标志。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显著成绩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一）完成发展林业各项指标的；
（二）发展林业基地的；
（三）坚持限额采伐，遵守采伐更新规定，完成更新任务的；
（四）推广林业科学技术，开展林产品综合利用的；
（五）推广薪材换代或者改灶节能的；
（六）乡（镇）连续三年无森林火灾和无重大毁林案件的；
（七）保护珍稀动植物，防治森林病虫害的；
（八）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
（九）按规定征收各种林业费用完成任务突出的。
第二十九条 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或牺牲的人员，属国家职工的，由所在单位给予医疗、抚恤；非国家职工的由引起火灾的单位或直接责任人员负责医疗费用、一次性抚恤；引起火灾的单位或直接责任人无力负担的，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医疗，一次性抚恤。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县林业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视其情节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森林防火或火险戒严期间，违反规定在林区用火的，处以10元至50元的罚款。违反规定用火引起森林火灾的，责令限期更新造林、赔偿损失，并处以50元至500元的罚款；
（二）在封山育林区砍柴或新造幼林地放牧的，每次处以5元至1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每株处以10元至500元的罚款；
（三）违章采脂、剥活树皮，砍活树明子或砍伐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护路林、护岸林、风景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50元至1000元的罚款；
（四）擅自进入国有林区居住或在林区毁林开荒、采矿、采沙、采石、取土的，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并处以50元至3000元的罚款；
（五）滥伐林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至5倍的罚款；
（六）盗伐林木或者珍稀树种、古树名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至10倍的罚款；
（七）擅自进入林区收购木材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至3倍的罚款；
（八）伪造、涂改、倒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运输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00元至500元的罚款；已获利的除没收违法所得外，并处以违法所得1至5倍的罚款；
（九）无运输许可证运输木材的，没收其木材，并处以木材价值1至3倍的罚款；
（十）运输木材不接受检查强行冲卡的，处以2000元至3000元的罚款；
（十一）破坏护林设施或测量标志的，处以50元至500元的罚款；
（十二）在禁猎期猎捕非保护野生动物的，每条（只）赔偿10元至500元的资源损失费，没收猎获物、猎具等，并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非法猎捕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非法在自然保护区采集野生植物的
，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相当于采集物价值10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对超越职权审批或者超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用木材票据以权谋私、放行无证运输木材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景东彝族自治县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公布施行。
1995年7月21日
谈国企改制中的法律纠纷和对策
郭 瑞 曹 柯
我国的国企改革从最初“扩权让利”，到后来“两权分离”，再到“制度创新”，经历了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并逐步建立起了适应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过程中，通过企业改制，使大量国有企业丢掉了陈旧落后的经营管理体制，重新组建了责、权、利有效结合的新的法人实体，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十几年的改革，也使我们意识到，市场经济建设必然离不开法制的健全，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否则就会使整个市场处于混乱状态，最终贻害于包括国有企业自身在内的每一个市场主体。在全国各地对国企改制进行摸索的过程中，就曾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甚至直接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行为，不仅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极大的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的还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一度减缓了整个经济改革的步伐。目前，不少与国企改制相关的纠纷已经起诉到法院，构成了司法审判中一类独立的案件类型。针对这些具体出现在审判实务中的国企改制纠纷案件，我们作了大致的归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因为改制效力产生的纠纷。这类纠纷一般是由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起诉，要求法院确认改制无效，或撤销改制合同，目的是要恢复到改制前的状态。这类案件数量不多，但牵涉到国企职工的利益，存在不稳定因素，因而备受社会关注。
第二类是在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产生的纠纷。这类诉讼案件量相对较大，往往是在解决借款或买卖等其他纠纷案件时，一并牵连出来。这类案件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又有很多是借改制故意逃废债务，法律漏洞较多，造成了审判实践中的诸多难题。
国企改制纠纷案件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与其他民事纠纷案件相比不算多，但由于每一件改制案件都与一家国有企业的命运生死攸关，牵连到众多企业职工的生存问题，而且还与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密切相连。所以，在处理国企改制纠纷案件时，不仅要强调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要考虑到案件处理的尺度以及裁判结果对社会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总结了审理国企改制纠纷案件中应当注意的以下几个原则：
一、在适用法律方面，要注意把握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
由于我国的国企改革是分阶段、分类别进行的不断探索，各个时期出台的政策规章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往往是对某一种类型的企业或某种改制方式所做出的规范，如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规定了企业兼并、公司化改造、债转股的方式；针对国有小型企业的改制则主要采用企业出售的方式；而针对集体企业则采用了股份合作化的方式。不同类别的企业采用了各自不同的改制方式，法律法规也相应的做出了不同规范，只有在这些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所调整范围内的改制纠纷才能利用这些规定作为裁判的依据，既不能视而不见，但更不能任意突破，扩大适用。在最近发布并且已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按照企业改制的不同方式，分公司制改造、股份合作制改造、企业分立、债转股、企业兼并和国有小型企业出售共六种类别予以了区别对待，这背后反映的就是国家根据实际情况所制订的分阶段、分步骤、分情况逐步改制的改革政策，因而对这些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绝不能相互比照和类推来适用。
二、在认定改制效力方面，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依法维护改制合同的效力。
企业改制完成后，新企业重新设立并开始进行经营活动，形成了新的收入和亏损，对外也产生了新的债权债务，如果在改制之后要否定改制的效力，将一切恢复到改制前的状态，则不仅达不到使企业脱胎换骨的目的，还会成倍增加企业的负担，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从这样的后果考虑，我们认为对国企改制的合同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一般都不能宣告合同无效。
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新《合同法》与以前的法律规定相比对合同效力采取了一种更加宽松的态度，尽力维护合同的有效性。特别是对合同的合法性认定，《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专门规定了“在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这样的规定使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真正受到了法律和社会公众的尊重，除法院依法宣告合同无效以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干涉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约束效力。因而，对于国企改制合同来说，虽然一方是国有企业，涉及国有资产，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事行为，也应当遵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要求，以自愿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来同等约束改制当事人各方。任何一方当事人，特别是原改制企业的主管部门，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不得随意否认改制的效力。
一些国企改制的相对人如兼并方、购买方，不按照改制协议的要求及时注入资金，反而将企业财产进行抵押贷款，致使企业在改制以后没有能够获得“新生”，走出困境。对于这种相对方不完全履行改制协议的行为，不能以否定改制合同效力的方式来予以纠正，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追究相对方的违约责任，对于违约行为已经致使改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还可以提请法院解除合同。
实践中，也有债权人以改制没有经过相应的批准和登记手续而要求宣告改制无效的情况。对此也应该严格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在债权债务纠纷案件中，核心是解决债务的承担问题，不应在债务纠纷的诉讼中否认改制的效力。对于一些确需经有关职权部门批准才生效的改制合同，只要当事人补办审批手续的，都可以认定改制合同有效，并按规定确认改制后债务承担的主体。而对于工商登记手续的办理，则属于履行改制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使工商机关没有进行相应登记，只要实际已经完成改制，也应当按改制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来认定改制已经完成，不能仅凭缺少登记就认为改制没有履行，更不能因此认为改制无效。
三、在处理改制与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时，要严格执行企业法人财产原则，坚决纠正借改制逃债的行为。
一些企业在改制时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盘活企业资产，解决职工安置等问题方面，对于原企业的债务如何承担重视不够，有的甚至是故意漠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再加上对与改制相关的法律程序没有充分的理解，从而导致因债务承担问题产生的法律纠纷大量出现，占了改制纠纷的绝大部分。
企业的财产是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担保，也是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企业法人应该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在经过依法清算之前，不得将企业的财产擅自收回、隐匿或转移。国企改制是对国有资产的一次优化配置，其中必然要调整原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财产的权属发生了变化，原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也相应改变，有些企业的法人资格也会因此而消亡，如果债务的承担主体不相应改变，债权就会落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这一点就是产生纠纷的主要源头，一些企业也是利用了这一点故意不考虑原企业债务在改制后如何承担的问题，将债务留给原企业来负担，从而达到逃债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特别强调了企业法人财产原则，并由此引申出了债权债务继承原则和债务随企业财产变动原则。凡原企业法人因改制而消灭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若在改制的过程中原企业的资产转移到新公司的，对原企业的债务也要随资产的变动转由新公司来承担。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其中包含了若干法人人格否认以及营业转让理论的内容，如该司法解释第24条、25条之所以要规定由买受人来承担原企业的债务，其理论基础就是源于买受人与原改制企业的财产混同；再如司法解释第35条规定控股企业因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要由控股企业承担，则是对“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的直接运用。通过这一系列的规定，防止了借法人有限责任制度逃债的行为，弥补了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的不足，也为国企改制纠纷中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审判实践中，一些企业在工商登记上手续不规范，如兼并完成后并不注销原企业，而是直接将原企业变更为兼并方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有的注销原企业后成立的新公司又沿用了原企业的名称，并使用原企业的财产，给债权人主张权利带来障碍；有的企业在兼并完成后，还用已经被注销的企业名称继续对外发生业务往来，与债权人达成还款协议，致使债权人催债无门。这些案件中，工商登记内容与企业改制的实际情况不符，有的甚至是利用工商登记的不规范来逃避债务。因而，从保护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在认定改制的实施状态时，应尊重企业改制的客观过程，不论兼并后是否办理了原企业的注销登记，都应当视为被兼并企业法人资格已经实质性消亡，如果兼并属于吸收式合并的，都要由兼并方以其自身的财产，包括其在子公司的股权来承担原企业对外的债务。
另外，很多企业在改制时法律意识淡漠，不通知债权人就将企业的资产和负债任意分配；还有的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更是只分财产，不管债务，并且对财产上原来已经设定的他项权也置之不理，通过有关登记机关擅自予以涂销，导致债权人向原企业主张债权时的权利落空，增加债权人的诉讼成本。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特别要注意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但也要区分遗漏债务和故意逃债的情况。对于改制时遗漏债务的，要根据债权人是否在公告期内申报过债权分别由买受人或原企业资产管理人来承担原企业的债务；而对于企业借改制故意逃债，特别是以原企业优质资产成立新公司，而将债务留给原企业承担的，就要由新公司在接收财产的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至于改制过程中擅自涂销物权登记的行为虽然属于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但在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中也可以对这种违法的登记行为不予认可，在个案审理时确认涂销登记的行为无效，认定合法的权属关系，债权人仍然应有权对原企业的财产行使他物权。
在国企改制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就是企业以内部的某个职能部门或分支机构为单位设立独立法人，并用原企业的厂房和设备出资，形成“厂中厂”。原企业将其负债资产（而非净资产）与债务剥离后投入到新成立的企业作为资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原企业法人的偿债能力。对于这种“厂中厂”的情况，我们认为，其性质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企业的优质资产设立新的公司而将债务留给原企业的逃债行为，所以，如前所述应由新公司在接受财产的范围内与原企业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目前，我国的国企脱困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推进企业的体制、技术和管理创新。由此可见，国企改制必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以后的改制将进一步纳入法制的渠道。依法改制，才能逐步减少改制中的纠纷，形成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为迈向新型工业化道路，全力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