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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银行卡跨行交易收费及分配办法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银发(2001)144号




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汇局，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
理部、金融监管办事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大连、青岛、宁波、深圳、厦
门市中心支行：
为了适应当前银行卡联网联合工作要求，给各商业银行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受理市场，按照既有利于银行卡联网联合的顺利开展，又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原则，现就银行卡业务结算手续费的收取和跨行交易分配比例等问题通知如下：
一、ＡＴＭ跨行取款交易
（一）ＡＴＭ跨行取款手续费采用固定代理行收益方式。对于持卡人在他行ＡＴＭ机上办理的取款交易，无论同城或异地，发卡行均应按每笔4元的标准向代理行缴纳代理费。
（二）对于通过交换中心完成的ＡＴＭ跨行取款交易，交换中心按每笔交易不超过0．7元的标准向代理行收取网络服务费。不论该交易经过几个交换中心，均只收取一次网络服务费。
（三）考虑到目前有相当部分的借记卡用于发放工资，为进一步推进银行卡跨行使用，同时考虑各家商业银行的服务成本，发卡银行对持卡人跨行取款是否收费，由各商业银行总行自主确定，但无论同城或异地，每笔取款的手续费最高不得超过2元。
二、商户结算手续费的收取和分配
（一）商户结算手续费设定统一的最低费率。宾馆、餐饮、娱乐、旅游等行业的商户结算手续费不得低于交易金额的2％，其他行业的商户结算手续费不得低于交易金额的1％。
（二）商户结算手续费的分配采用固定发卡行收益比例的方式。宾馆、餐饮、娱乐、旅游等行业发卡行收益比例为交易金额的16‰；其他行业发卡行的收益比例为交易金额的8‰。
（三）对于通过交换中心完成的跨行ＰＯＳ交易，交换中心按照固定比例向收单行收取网络服务费。宾馆、餐饮、娱乐、旅游等行业网络服务费比例为交易金额的2‰；其他行业为交易金额的1‰，不论经过几个交换中心，均只收取一次网络服务费。
（四）对于采用直联方式实现业务联合且由交换中心承担ＰＯＳ设备运行维护工作的商户，其结算手续费中扣除发卡行收益后节余部分的分配，由所在交换中心与入网银行协商确定。
三、本通知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银发〔2000〕72号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2001年5月17日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该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该条是刑法上对危险驾驶的行为作的规制。
一、 对危险驾驶罪涵义的理解
《修正案（八）》对《刑法》第133条做了调整，即将危险驾驶罪纳入了交通肇事罪的范畴，新加进的罪名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补充、修改为“危险驾驶罪”。所谓危险驾驶，根据《刑法》之规定，一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二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笔者认为，这两种危险驾驶的行为属于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即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的，即符合危险驾驶罪所谓“危险驾驶”。根据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可以将其划分为醉驾型危险罪和竞驶型危险罪两种类型。醉驾型危险罪，是指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竞驶型危险罪，则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 近年来，由于出现了较多酒驾案或者飙车案，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甚至一些个别案件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如胡斌案，孙伟铭案等。刑法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安全的法意，从而特设危险驾驶罪进行规范。
但是，危险驾驶罪的“危险”不应仅限于醉驾型危险罪和竞驶型危险罪两种类型。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的罪名设定上少有漏缺，罪名与罪状的衔接出现了差错。诚然，立法者出于对醉驾型危险驾驶和竞驶型危险驾驶的规制，从而在交通肇事罪之下增加一条，但是该增加的条款被定义为“危险驾驶罪”还有待商榷。“危险驾驶”，从公众的理解来看，是很含糊的，而定位到其罪状，又显得有位清晰，就是酒驾和飚车！显然，醉酒驾驶与追逐竞驶并非危险驾驶的完全态。我们注重了对罪状的设计和论证，而忽视了对罪名的确定，从而导致在部分罪名和罪状之间出现“貌合神离”的现象。而罪名和罪状之间的不匹配显然不利于刑法的公众认同。 该条中也没有加入，例如“等其他危险驾驶行为的”之类的语句，因此，笔者认为，该条在立法设计上存在不足。

二、 对“情节恶劣的”理解与问题
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中，在规定抽象升格条件时一般使用的是“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表述。“情节严重”、“情节恶劣”在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时与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整体评价要素时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影响。
《刑法》第133条第1款规定：“交通肇事罪，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款中的“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很显然，是作为一种犯罪构成而言，是在肇事之后如逃逸行为上一个层面来看的，也相当于其他特别恶劣的行为。
《修正案（八）》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根据刑法用语“的”一词来判断，酒驾型危险驾驶无须情节恶劣，即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构成犯罪。而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后面附加了“情节恶劣的”，则构成犯罪。从条纹的叙述来看，该款中的“情节恶劣”应当理解为构成要件要素，而非法定刑升格条件。其一，危险驾驶罪条文中，仅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在此之前，没有规定比拘役更低一等的罪刑，因而不能将“情节恶劣”理解成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其二，基于严厉打击酒驾的立法本意，情节恶劣用于追逐竞驶危险驾驶罪上，是出于对该款罪两种罪行的分隔。其三，“情节恶劣”本身是对竞驶型危险罪的总体概括，刑法不需要言而详尽地规定什么样的追逐竞驶构成犯罪，什么样的追逐竞驶不是犯罪。在分则具体条文中增加“情节恶劣”是合适的，并不是对刑法总则的简单重复。
但是，问题在于，究竟如何认定“情节恶劣”。如果不能对“情节恶劣”具体化，有可能造成一个罪名两种罪状处罚上的不一致，从而违悖罪刑法定原则。
酒驾型危险驾驶只要行为人具备酒驾行为即可。在刑法理论中，醉酒分为生理醉酒和病理性醉酒两种情况。病理性醉酒类似精神病犯罪，行为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此在醉酒驾驶中只限于对生理醉酒的刑事责任的评价。 但在对生理醉酒作评价的时候，应当具有一个客观的法定的标准。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的规定，醉酒驾驶是指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这一标准是《修正案（八）》生效后我国司法机关认定醉酒驾驶的标准。但是，如果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经检测，行为人系已处于醉酒驾驶，但是行为人酒量很好，对于他自己而言，并没有任何醉酒反应，也对社会不造成危险，此时该如何认定，如果仍按既遂处理则有罪刑失衡的嫌疑。
与此同时，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要求行为必须情节恶劣，刑法是否要求行为人对情节具有认识。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而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得交通肇事罪的构造发生变化。在追逐竞驶的情况下，行为人对追逐竞驶行为应当是故意的，不可能是过失的，而对因竞驶行为造成的后果是持有故意还是过失，笔者认为，行为人对后果应当是过失的，行为人对情节不必具有认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根据客观上行为造成的后果加以判断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出台司法解释，对“情节恶劣”作必要的标准化的规定。

2012/5/29

作者：沈林。联系方式：15157226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