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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惩处倒卖飞机票犯罪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
据各地反映，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倒卖飞机票活动猖獗，严重危害航空运输安全，损害国家和广大旅客的利益。为了明确办理这类案件的法律依据，依法惩处倒卖飞机票的犯罪分子，特作如下通知：一、以营利为目的，加价、变相加价倒卖飞机票，或倒卖购买飞机票的合同书、介绍信、
证件以及中国民航（以下简称民航）中国联合航空公司（以下简称联航）等航空公司的有效订座凭证，情节严重的，以投机倒把罪论处。
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个体生产经营组织或其他组织的名义进行上述活动，个人从中牟利，情节严重的，适用前款规定。
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视为“情节严重”：
（1）倒卖飞机票非法获利达到当地规定的定罪数额标准的；
（2）多次倒卖飞机票，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的；
（3）倒卖的飞机票被其他犯罪分子利用，给民用航空安全造成威胁，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4）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二、民航、联航等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或与民航、联航等航空公司有购（订）票合同关系的单位的购（订）票人员，利用售票或购（订）票的便利，与倒卖飞机票的犯罪分子内外勾结，进行倒卖活动，情节严重的，以投机倒把的共同犯罪论处。
三、伪造、变造购买飞机票证件或民航、联航等航空公司售票业务用章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罪论处；利用伪造、变造证件套购飞机票加价倒卖，情节严重的，以投机倒把罪从重处罚。四、倒卖飞机票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的数额标准，可由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五、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套购飞机票加价倒卖或出卖民航、联航等航空公司的有效订座凭证、订票合同书、介绍信、购票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除没收其违法所得外，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追究刑事责任。六、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售票或购（订）票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购买飞机票，索取、收受贿赂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有关贿赂罪的规
定处罚。七、霸占售票窗口，强行发放自制的编队序号，迫使旅客购买序号，寻衅滋事，殴打旅客，破坏售票秩序，情节恶劣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流氓罪处罚。
八、上述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可以参照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于惩处倒卖车、船票的犯罪分子如何适用法律条款的问题的批复》第四条处理。



1988年7月6日
略论上诉权滥用的成因及法律控制

姚勇


上诉权的滥用往往以合法的形式出现，带有极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严重违背了诉讼程序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不单累及法院、浪费大量诉讼资源，严重违背保障司法公正的宗旨，更使得他方依一审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或实现的迟延，其危害性也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成因分析
（一）上诉条件过于宽泛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上诉权规定为一种普遍的、当然的一种权利，任何案件不论诉讼标的额的大小，不论案件的复杂与否，也不论当事人上诉出于何种目的，只一方当事人在裁判文书送达之日起的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或二审法院递交上诉状即可引起二审程序。正是由于在制度上存在这种宽泛性，即给当事人的投机行为过拖延时间损害对方当事人的权利的不正当目的以可乘之机。
（二）上诉审理实现“全面审查”原则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该司法解释对诉讼法的规定进行了扩大解释，实质上确立了二审的全面审查原则。而在司法实践中，二审超越当事人上诉请求，实行全面审查、全面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5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显然已经注意到了92年司法解释的弊端，但“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范围”是否等同于以当事人上诉请求为限并不明确，理论界与司法界均存在不同认识，该规定并未改变二审的“全面审查”原则。
二、法律控制
（一）适当限制上诉权的行使，实行有限的一审终审制
严格的程序虽然可以确保公正的实现，但针对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或诉讼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当事人和国家投入的诉讼成本往往与取得的诉讼收益不太相称，经过一番诉讼程式，所取得的不过是“迟到的公正”。因此从司法资源的配置来看，这类案件由一审到二审，占用了过多的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分配正义不符。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立法经验，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二个方面作出规定：
（1）小额诉讼案件。在外国法关于小额诉讼的法律规定中，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等，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不得上诉。如果对判决不服，当事人只能以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申请获取救济。我国对小额诉讼案件从理论到实务均已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小额诉讼案件适用一审终审应当说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
（2）当事人以诉讼契约的形式约定一审终审的案件。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概念和理论中尚无诉讼契约一说，但在司法实践中，诉讼契约的规定和适用现实的存在着，并呈不断增加之势，如当事人可通过诉讼契约的形式对管辖法院、诉讼程序作出选择，亦可通过该形式互相约定案件的举证期限等等。诉讼中当事人以诉讼契约的形式对审级作出约定，仍属双方对各自诉讼权利的处分行为，法院并无干预之必要。
（二）坚持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严格限定二审审查范围。
提出该主张的理由主要从效率原则出发。一方面，限定二审审理范围可减少二审司法资源占用量，减轻二审业务量，提高诉讼的效率；另一方面，依据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二审的审查范围局限于上诉主张部分，其他无争议部分并不受二审审理的影响，因此一审判决无争议部分即可提前进入执行程序，有效的防止了胜诉方未在上诉范围内的权益因二审的提起得不到执行的情况。
（三）建立健全上诉权滥用的赔偿责任制度
从诉权滥用的角度来看，滥用上诉权不仅仅是增加了法院的负担，导致诉讼效率降低，更重要的是使他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或实现迟延。因此，对上诉权滥用的规制不能仅仅停留在程序法的层面，还应研究如何使上诉权滥用一方遭受到实体法的制裁，即负担实体法上的民事责任。唯其如此，才能更有效的减少上诉权被滥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