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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 司法部


内务部、司法部关于处理未达婚龄的离婚案件的答复
内务部、司法部



中南司法部二月二十六日司二字（52）第二七○号报告阅悉。关于未达婚龄的离婚案件应否一律作离婚案件处理及发离婚证问题，我们的意见是：
一、在婚姻法颁布前，未达婚龄业已结婚或同居的早婚男女，现在提出离婚时，应作为离婚处理。双方协议离婚，由区人民政府或区公所处理的，由区发给离婚证；一方提出离婚，经调解无效的，人民法院斟酌具体情况予以判决。对距离婚龄尚远的，一般应作离婚的判决；遇有特殊情
况，如双方距离婚龄不远或已怀孕等，以暂不否定其事实上的婚姻关系为宜。凡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者，可通知区政府，不必再由区政府发离婚证。未达法定婚龄的男女任何一方，虽然持有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但不得作为另行违法结婚的条件。
二、婚姻法颁布后，未达婚龄而私行结婚或同居的早婚男女，任何一方提出离婚时，应视为婚姻无效，无条件取消其违法的婚姻关系。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者，发给判决书；由区人民政府或区公所调解处理者，发给证明书，均不再发给离婚证。惟其中有特殊情况，如怀孕或生活特别困
难等，自应根据其本人及子女的利益，予以照顾，适用婚姻法第十八条及第六七两章关于离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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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11日
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马艳华


　　在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过程中，许多领域的违法行为并没有彻底消失，在个别地方甚至呈蔓延趋势。违法行为人重复违法、持续违法，拒绝履行法定义务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为了局部经济利益放任管理，甚至袒护违法行为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些现象说明，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法律的执行问题仍然不容乐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和法规，法律法规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法律还不很完备，尤其是执法效果差强人意，很多法律仍然停留在书本上，尚未转化为“活”的法律，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准则。尤其在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法律法规的执行问题令人担忧。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人治走向法治过程中产生的，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的极度贫困是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解决这些地方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首先要发展地方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和消除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产生的根源。
　　其次，它也是中央和地方经济利益不一致造成的，是法律实施不统一、执法不力的表现。因此，要解决市场秩序的问题，关键要协调好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管和督促，完善地方行政首长的责任制，统一实施法律、严格执法，做到令行禁止，确保政令畅通。
　　再次，它反映了我国行政和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由于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在维护经济秩序方面职权不清、责任不明，特别是对于执法机关的越权和不作为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极易导致“有利的大家争着管，不利的大家推一边”的结果。而对于普遍存在的各种违法行为，由于司法机关本身存在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所以也很难发挥应有的监督和制裁作用。
　　二、关于严格执法建议的具体理由
　　（一） 关于换罚制度
　　由于行政处罚是针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实施的行政制裁，本身力度有限。行政处罚作出后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就应当考虑将其转换为更严厉的处罚，而最严厉的行政处罚莫过于行政拘留。按照现行的法律，享有拘留处罚权的机关只有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这就大大限制了其他执法机关行政处罚的力度。所以，我们建议，对于违法行为人受到罚款等行政处罚后仍不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的，应当施以行政拘留的处罚，最多不超过15日。如果换罚之后仍不改正的，可以考虑以“拒不执行行政决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 关于轻罪制度
　　现行立法采用定量的方式将违法行为区分为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但有时定量不准，导致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衔接不很紧密，对有些违法行为只能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而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其结果则是放任了违法行为，很容易造成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滥用自由裁量权，也难以纠正和制止很多性质上明明属于犯罪，由于没有达到一定的量而只能予以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我们传统上排斥“轻刑化”观点，没有短期刑制度，削弱了处罚的力度，也影响了执法的权威。为此，我们建议设立轻罪制度，以便和较重的行政处罚和较轻的刑罚相衔接。比如，对于生产伪劣医疗器械的违法行为，按照现行刑法，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能追究刑事责任，显然，这种规定过轻。可以考虑将其归为轻罪加以处罚。
　　（三） 关于对政府不作为的监督机制
　　长久以来，政府不作为是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执法机关的责任是执法，如果执法机关放弃职责，对各种违法行为视而不见，那么，就很难形成一套有效的执法机制。为此，应当完善对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启动对于不作为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司法监督形式，支持公民、法人或者后其他组织对于行政不作为行为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要求政府部门切实履行由于违法不作为引发的国家赔偿责任。从表面上看，这是政府的一种自我约束机制，而实质上是利用社会和司法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
　　（四） 关于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
　　行政机关能否积极、主动、严格执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重视。而领导能否重视，则要看执法效果与其职务升迁或者工作成绩的联系是否紧密。所以，必须将执法的效率和效果与领导的行政责任联系起来。应当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运用财政、人事和政府合同等多种手段鼓励地方执法部门严格执行法律，对于执法不力的地方和部门，不仅要追究行政首长的行政和刑事责任，而且可以考虑采用中央接管等方式加以监督。对于那些由于违法审批和行政决定造成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重大损失的，追究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形成一套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积极、主动、高效地执行法律法规。
　　（五） 关于司法改革与严格行政执法
　　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是行政机关严格执法的重要保障，也是最后保障。由于目前我国司法机关本身存在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所以很难发挥对社会经济领域违法行为的制裁作用和对受害者的救济作用，也缺乏对于行政执法应有的监督和保障能力。无论是让违法者承担应有的刑事、民事责任，还是让受害者获得真正的赔偿，抑或是对执法者实施有效的监督和保障，都需要一个独立、公正、最终的司法裁判机构。如果司法机关屈从于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利益，不能公正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力，那么，让违法者对违法行为付出沉重代价，让受害者获得高额赔偿是很难实现的，更谈不上对行政执法者的监督和保障了。
　　“严格执法”是我国实现法治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护法律尊严的根本保障。是我们每个法律人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警示行为的一把利剑。


西吉县人民法院 马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