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行为理论之重构
陈召利
摘要：通过对传统物权契约理论之解析，重新建构物权契约概念，并以此为逻辑前提，论证物权契约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物权行为无因性进行彻底的检讨，主张应采物权行为有因性，从而确立全新的物权行为理论。
关键字：物权契约；区分原则；抽象原则
什么是物权行为？按照通说，物权契约，不过为物权行为之一种，物权行为除物权契约外，还包括单独行为（称为“物权的单独行为”），如抛弃等。物权契约，是物权行为的根干，是最重要的物权行为，被称为“物权行为之王”。物权契约本质上属于契约之一种，并以意思表示为其构成要素。单独行为，以抛弃为最重要，抛弃为物权契约推演而来（亦即以物权契约为前提而为逻辑推理的当然结果）。因此，把握和了解了物权契约，也就从根本上把握和了解了物权行为，从而也就可以十分容易地理解和解明作为单独行为的物权行为的抛弃。 正因如此，本文系以物权契约思想为中心而予以展开的。
（一）物权契约独立性理论（又称区分原则）
在德国民法思想的发展史上，物权契约概念，通常认为系由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被颂为“近代私法学之父”的萨维尼（F.Cvon Savigny）所创，尔后其弟子继承和发扬光大了这一思想。 按照古典时期的罗马法，为了取得略式转移物（res necmancipi）的市民法上的所有权，当事人为交付（traditio）行为时，须证明有为此行为的“正当原因”（justa causa）。对此，萨维尼在把“交付”（traditio）解为物权契约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正当原因”，不是指债权关系，而是指作为所有权让予的意图而存在于交付（traditio）的背后的让予所有权的意图。萨维尼（F.Cvon Savigny）在1815—1816年冬期讲学中即指出：“在这里，所有的tradition（交付），依其性质，皆为真正的契约。并且，说justa causa是仅源自于这个契约的命题，也是成立的。但是，该契约性质上非属于债权契约。如果不这样理解而是相反，则我们将再度陷入应受批判的泥淖中。毋庸置疑，它是一个真正的物权契约，即物权的契约。从而，所谓traditio（交付），一般言之，乃是指标的物的原来的占有人（出卖人）以使对象方（买受人）成为标的物的新的占有人的意思，而让予标的物的占有。……因此，新的命题是，让予所有权的真正的形态，使traditio与usucapio（标的物的使用的取得），而不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即债权契约。”
在其1840年发表之名著《现代罗马法之体系》（System des heutigen romischen Rechts），萨维尼（F.Cvon Savigny）谓：“私法上契约，以各种不同制度或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之关系而成立之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有广泛之适用。交付（Tradition）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之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他方面亦包括转移所有权之意思表示。此项物权契约常被忽视，例如在买卖契约，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Tradition之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物权契约。”
萨维尼（F.Cvon Savigny）之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概念的观点，形成了物权契约独立性之说的原形。然而，自萨维尼（F.Cvon Savigny）创立物权行为概念以来，迄今已历时百余年。百余年来，关于何谓物权行为，即对于物权行为的概念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各国民法学者众说不一，仁智互见的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总的来说，近现代各国和地区民法学者关于物权行为概念的论述，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从物权行为的目的出发界定物权行为。胡长清先生为：“物权行为者，发生物权法上之效果之法律行为也。有为单独行为者，有如所有权、地上权之抛弃是。有为契约者，如抵押权之设定是。其契约则称为物权契约。”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郑玉波等多采类似定义。但是，具备何等要件的法律行为始生物权法上的效力或可达物权变动之直接目的，依此定义难获明了。第二，从物权行为的构成角度界定物权行为。此见解大抵可归为两类：其一是物权的意思表示说，即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包括物权的合意）本身即为物权行为（单独行为及物权契约），登记或交付则为其生效要件。德国目前三本具有代表性之物权法教科书的作者Baur，Westermann及Lent-Schwab、日本学者石田文次郎、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大陆学者孙宪忠、崔建远等持此观点。其二是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形式结合说，即认为唯有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其形式（登记或交付）相结合，始得构成物权行为。德国著名学者Rosenberg，Wolf-Raiser，Ennecceerus-Nippeerdey等即认为：“就法律行为概念而言，以发生一定法律效果为必要，物权变动须以物权合意（意思的因素）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为要件。物权的合意本身尚不足引起物权变动，故非物权行为。”我国台湾学者姚瑞光、谢在全、大陆学者梁慧星、陈华彬、王利明、日本学者三和一博与平井宜雄等持此观点。
比较上述三种观点，我认为都不无道理。然而，需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于物权行为理论的研究似乎无不囿于德国民法典所倡导的物权行为的思想，而德国民法典是否完全地、彻底地、真正地继受了萨维尼（F.Cvon Savigny）的物权行为理论，则不无疑问。关于物权行为概念，1876年德国民法第一草案曾使用物权契约（dinglicher Vertrag）之概念，但认为未臻精确，受到批判。第二次委员会决定不采“dinglicher Vertrag”之语，而以dinglicher Einigung（物权的合意）代之，并表示dinglicher Einigung是否为物权契约，是一项法律理论构成（juristische Konstruktion）之问题，应由学说决定之。 结果，依德国民法典，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于不动产物权，原则上需有“物权的合意”（Einigung）与“登记”（Eintragung）；动产物权，需有物权的合意（Einigung）与交付（Ubergabe）。 这样，交付或登记即变成不是在表示物权契约的成立而可以异时，但是物权契约，原本是内蕴于交付或登记行为中，从双方的意思表示中独立出来的东西，因此，完全割断它与交付或登记的联系是难谓恰当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委员会决定，在不具备第828条第3项所定的形式时，物权契约采“撤回可能”（widerruflih）的法律构成，立法旨趣在于使物权契约于登记官吏的面前订定。因此，在德国法上，物权契约的运作是很清楚的，物权的合意，可以提前与债权合意时发生，或嗣后独立发生，重要的是，必须在登记或交付之时，“合意仍然存在”（einigsind），当然也不排除在登记或交付之时“同时”为之。但除非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2项的情形，合意是可以撤回的。又如物权人于完成合意后丧失行为能力，因合意已经作成，并不会受此影响。
遗憾的是，恰恰这种将物权的合意与交付或登记分离开来的做法，将后世民法学者引入了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误解或曲解的歧途之中。值得提出的是，德国在以公证人为当事人的意思的确认机关之下，物权契约，实际上是与债权契约一道同时采公证证书的形式缔结的。这样以来，申请登记之际，登记官吏只需形式的、在窗口审查已然作成的以公证证书所表现的物权契约就可以了。 绕有趣味的是，法国的法典对于物权变动，尽管明示采意思主义，但这是在承认公证人习惯与书证优越原则所支配的法定证据主义之下被采行的，因此，在实际运作上，仍间接地要求当事人必须作成公证证书。从而可以说，法国民法在实际的运作上，采取了要式主义。 所以，法德两国的制度，尽管在表面上有其差异（一为意思主义，一为成立要件主义——登记主义），但在实务上并无差异。 因此，毋庸置疑。居今之时，由于公证主义的复活，物权契约被淹没于原因契约里，结果一如德国民法典立法过程中巴伐利亚州所言明的那样，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实益因此丧失了。
需要强调的是，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所以遭遇如此尴尬的处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民法典将物权的合意与交付或登记分离开来的错误做法，这也背离了萨维尼（F.Cvon Savigny）的物权行为理论。人们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主要是人们长期以来浸淫于债权契约的阴影之中，而不知物权契约为何物，从而将契约完全等同于债权契约的缘故。对此，萨维尼（F.Cvon Savigny）在其1840年发表之名著《现代罗马法之体系》（System des heutigen romischen Rechts）第三卷的《契约》部分即曾指出，在所有类型的意思表示中，契约是一个最重要的总括性的意思表示。契约这一概念，不仅法律家熟悉，而且普通的人也熟悉，但问题在于人们往往不能统一地、正确地把握它，理解它。 他于19世纪初期在其大学讲义中即曾指出，为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之契约而践行之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是含有一项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物权契约。 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萨维尼（F.Cvon Savigny）的物权行为理论，让我们一同重温他的伟大宣言：“交付（Tradition）具有一切契约之特征，是一个真正之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他方面亦包括转移所有权之意思表示。”董安生先生据此认为物权行为具有“二象性”特征，即指物权行为直接具有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的双重属性，它是事实行为与意思表示的融合。 并进一步说，尽管在民法理论上不妨将物权行为的内在因素抽象为意思表示和事实行为“两项要件”；但在现实形态上却必须将其理解为一项行为。试图将物权行为中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和交付登记行为割裂为两项行为，或者试图单纯以物权合意来解释物权行为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交付行为也好，登记行为也好，其中必然包含有意思因素因素，此种意思表示在未受到法律调整时必然采取默示或践行的形式，这正是物权行为概念据以建立的理论依据。 的确，众所周知，任何内容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二者相互依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物权的独立意思表示与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交付之间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将物权行为的形式（交付或登记行为）和物权行为的内容（物权合意）割裂开来分别予以法律评价，正如我们无法将债权行为的形式（口头或书面方式）和债权行为的内容（债权合意）割裂开来分别予以法律评价一样。不认清这一点，就无法真正把握物权行为。实际上，于动产物权变动，交付既不是事实行为，也不仅仅是物权契约的一小部分，其本身就是物权契约。物权契约除了交付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德国普通法学就是把“交付”本身解作权契约的。亦即：认为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当事人的意思，是以“交付”这一行为来表现的，是一个要式行为。德国物权法草案的起草者约霍夫（Johow-Preuben）的想法大抵与此相同。他说：“登记，是通过它而使权利发生移转并使权利得以设定的，（意思）表示（Erklarung）的有效要件的形式（Form）”。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第一次委员会对于约霍夫（Johow-Preuben）在《物权法》（草案）的理由书中把“登记”解作物权契约的形式（Form），温德沙特（Windscheid）把普通法上的“交付”（Traditio）解作以“交付”（占有的让与）这一形式所缔结的契约的正确做法未表同意。
行文至此，通过对传统物权行为理论，尤其是1896年《德国民法典》颁布以来的物权行为理论的检讨，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物权契约，系指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于动产物权变动，其物权契约是交付行为；于不动产物权变动，其物权契约就是“登记行为” 。就此而论，物权契约是客观存在的，可谓有其独立性。须强调的是，物权行为存在态样具有特殊性，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不能脱离交付和登记行为独立存在，必须借助交付和登记行为的存在，体现自身的存在。因此，与债权契约的形式是口头或书面方式不同，物权的唯一形式就是交付或登记行为。此点再三提请注意，切勿等闲视之！试图将物权行为中的抽象的意思表示因素稳定下来，使之实在化和要式化，从而使之与交付或登记行为分裂为两项行为，无疑是错误的。换言之，只有当存在交付或登记行为时，才存在物权变动的合意，也才能进行是否存在物权行为这样一个法律事实的判断。
从比较法的观点看，任何国家的民法理论，只要存在一个债权、物权等基本民事权利体系的划分，那么它在法律行为的分类中就必然有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别。对于这一点，我国台湾学者苏永钦说得非常好，他说，“当民法决定藉法律行为这样高度抽象的概念，而非买卖、租赁这样中度却与生活的交易概念较为贴近的概念，来落实私法自治的理论，又决定把相对的、请求性质的债权，与绝对的、支配性质的物权区隔时，生活中的一笔交易可能在法律关系上要拆解为数个行为，就已无可避免了。在此一体系下的买卖，既只就财产权与金钱互负移转的义务有合意，而非对支配权移转本身有合意，则买卖只能创造买受人的物权移转的债权，和出卖人的金钱移转债权，而不能创造物权移转的效力，可以说是逻辑的结果。”如果彻底否认物权行为，将会导致“整个物权法制度本身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逻辑上都陷入矛盾”。 事实上，物权契约独立性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从交易上实际情况看，例如不动产的买卖，当事人一般会认为，买卖标的所有权的移转，非在缔结买卖契约时，而是在登记、交付、支付价金这些外部表象发生之时。且人们的一般观念，以至交易习惯，亦通常认为只有存在这些表象，标的物的所有权才发生移转。” 因此，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在概念上加以区别，系法学上一项重大成就，并符合当事人之价值。
（二）物权契约无因性理论（又称抽象原则）
在提出了物权行为独立性之后，对于物权行为无因性，即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有效成立，但物权行为本身并不受影响的问题，萨维尼（F.Cvon Savigny）又是怎样议论的呢？据考，萨维尼之明确言及物权行为无因性，是他在论及意思表示的错误时。他在《现代罗马法体系》里写道：“Tradition虽有错误，但仍完全有效，丧失所有权之人，仅能以不当得利之规定请求返还。” 萨维尼本人并未把作为物权行为的交付，和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解作两个彼此对立的概念，并明确提出后者的无效不能引起前者的无效这一一般性的主张。但对于交付系因“错误”（如一方打算赠与，而对方却误认为消费借贷）而为时，可否引起所有权的移转，这远在罗马法时代的乌尔比安和尤里安的法言中便作为例子（让与人怀抱赠与，受让人怀抱消费借贷的意思）而加以了讨论，并指出“基于错误的买卖契约是不可撤销的买卖契约，基于错误的交付也是完全有效的” 。萨维尼是如何使“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这一命题获得正当化的呢？他首先强调，相对于所有权让与的“交付”这一物权契约而言，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只不过是其“动机”， 又谓：“这一结论，现在需要从对它的各种各样的攻击中受到保护。这一结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从自由意思本身的本性中推导出来的。自由意思的存在与作用，同动机之正确与否无涉”。可见，由于从正面为此正当化奠定基础的罗马法的法言，无论如何是无从找到的，萨维尼对意思表示的错误场合的无因性思想的论述，是抛开罗马法的法言而不得不援引“自由意思的本质”这一哲学的原理来展开的，这就为后世的学者把错误场合的无因性理论思想全面地发展为一般的无因性思想举行了奠基礼。
因traditio（交付）这一物权契约，系超然独立于债权契约而存在，故如果出卖人依有效的traditio而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时，纵其出让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动机存有瑕疵（或动机有错误），标的物的所有权之发生移转的效力也不受影响，出卖人仅可依condictiosine causa（不当得利的返还请求权）等，请求返还。 这样，物权契约无因性（或抽象原则）便被创制出来了。
由此可见，物权契约无因性并非是物权契约独立性的必然逻辑结果，而是在坚持“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的前提下才会得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物权行为无因性一经创立即抛弃了其所成立的这一基础而径被认为系物权行为独立性的必然逻辑结果了。为期明了，特图示如下：
大前提：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
小前提：1、物权契约独立于债权契约——物权契约区分原则；
2、债权契约的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构成物权契约的动机错误；
结论：物权契约有效成立——物权契约抽象原则。
毋庸置疑，只有大小前提的各项判断正确无误，物权行为无因性才会成立。然而，“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这一大前提是否成立，就不无疑问。现代各国立法普遍表明，错误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虽然不尽一致。有规定为无效者，如日本民法；有规定为可撤销者，如德国民法及我国台湾民法。 王泽鉴先生亦谓：“表意人得为撤销之错误的意思表示有：1、意思表示内容有错误（内容错误）。2、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不知，表示行为错误）。3、关于当事人之资格或物之性质的错误。4、意思表示，因传达人或传达机关不实。至于所谓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其理由称“动机存于内心，非他人所得窥知，自不许表意人主张撤销，而害及交易安全。此项意思形成上错误的风险应由表意人自己承担，自我负责。” 但是王泽鉴先生又认为，“在双方动机错误（错误同时发生于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系以一定事实的发生或存在作为法律行为的基础，此项法律行为基础不存在的风险，应由双方共同承担，从而不能径认系‘动机错误’，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纵使赋与受有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撤销权，亦非合理，因其须对相对人负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其较能兼顾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解决方法，系依诚实信用原则调整当事人的法律关系”。 可见，错误制度的困难就在于如何使基于错误而推翻业已存在的合同正当化。在大陆法系中，错误制度发挥作用，其机理是对当事人意思质量的关系和对合同内容（后果）公正的强调。普通法国家尽管对大陆法系单纯地基于内容公正而对意思自治横加干预的做法抱有深深的怀疑，他们也认为“共同错误（当事人双方就同一事实发生了相同的认识错误）较易成立一项有效的立约抗辩。因为在这样的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假定都是虚假的，而且都不存在合理的信赖，解除合同、恢复原状并不会使哪一方受到特别的损害，而受到不利影响的一方却可以得到特别的保护”。在处理共同错误的案件时，普通法与大陆法的立场接近，都以错误的严重性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 因此，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各国民法均承认双方动机错误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法律交易上，物权行为多以债权行为为基础，并以履行基于债权行为所生之义务为目的”， 毫无疑问，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是物权行为的双方当事人的动机。因此，债权契约的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即构成物权契约的双方动机错误。这样，当债权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物权契约的效力应受其影响，为合理地兼顾当事人利益和交易安全，我们应据此确立物权行为有因性，使物权行为也随之无效。至此，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萨维尼的“错误理论”之核心）这一立法政策已被现代各国彻底抛弃了，因此，物权行为无因性自无适用之余地。相反，物权行为有因性原则的确立方符合世界潮流的发展。为期明了，特图示如下：
大前提：双方动机错误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
小前提：1、物权契约独立于债权契约——物权契约区分原则；
2、债权契约的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构成物权契约的双方动机错误；
结论：物权契约也无效——物权契约有因性。
讨论至此，人们也许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德国民法否认“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为什么又承认物权契约无因性，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对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德国民法立法理由是如何说明物权契约无因性的合理性的，其称：民法既然将债权与物权作为全然不同的权利体系加以把握，因此也就必须承认它们在各自体系上的独立的变动原因。换言之，在民法体系中，物权既然被赋予了与债权不同的独立地位，因此其变动原因也就当然不再受债权原因的左右，这一点正是民法的逻辑体系的要求所在。毋庸置疑，这是对萨维尼（Savigny）倡导、巴尔（Bahr）与温德沙特（Windscheid）等人继承并加以传播的物权契约理论的忠实的皈依。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物权契约无因性一经创立即抛弃了其所成立的基础而径被认为系物权契约独立性的必然逻辑结果了。此一谬论流传至今，一直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和顽疾！对于这一谬论，德国著名学者赫克（Heck）曾予以批驳道，所谓物权行为的有因性、无因性，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自然事实上的问题，相反完全是一个立法政策判断上的问题。 可惜的是，他未能进一步指出此处的立法政策就是指是否确认“错误不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这一命题。
行文至此，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物权契约独立于债权契约，并不能逻辑上直接得出物权行为无因性这一结论。物权契约的有因性、无因性问题，关键在于立法者对于“错误，尤其是双方动机错误，是否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所作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纵观各国民法立法，莫不承认双方动机错误会对契约的效力产生影响，因此，为保证立法政策的一致性，有必要摈弃物权行为无因性而采纳物权行为有因性原则。至此，历史经过一次循环，又回归于“取得权源与取得方式”这一重大的物权取得理论。值得提出的是，债权契约虽然仍为取得权源，但是，原本不过是单纯的占有的移转的事实行为的“取得方式”，现今应被解为作为独立的法律行为的物权行为，并使之成为所有权变动的直接的驱动力，此点再三强调，请务必注意！关于所有权的移转的“取得权源与取得方式”的思想所以历久不衰，以至近现代民法立法所广为接受（尽管理解不同），并最终形成为现代民法关于所有权移转的基本理 论，除了它本身合于人类对于所有权交易的感性与理性认识外，更重要的是的还在于，它是植根于罗马法这一近现代民法之法源的深厚土壤中的。
Rebuilding the Theory of Action of Real Rights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j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the article is attempting to restructure it. On the basis of its new meaning, the abstract nature of j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is thoroughly criticized and denied. Therefore, a new theory of juristic acts of real rights has come into being.
Key words: action of real rights; doctrine of separability; abstract principle
注释：
陈华彬著：《物权法研究》，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57-158页。
前引（1），陈华彬书，第160页。
[日]谷口贵都著：《物权契约的历史的展开》（一）第174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166页。
王泽鉴著：《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参阅王利明著：《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5页；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7页；王泽鉴著：《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之规定对物权行为适用之基本问题》，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五），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彭诚信著：《我国物权变动理论的立法选择》，载《中国民法学精粹》（2001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Protokolle zum BGB III，S.第56-59页；转引自前引（5），王泽鉴书，第6页。
[日]我妻荣著，有泉亨补订《物权法》，第54 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75-76页。
苏永钦著：《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相关问题，载《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台）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3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189页。
[日]七户克彦著：《德国民法上不动产让与契约的要式性》，第300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202页。
[日]七户克彦著：《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意思主义的本质—以买卖契约为中心》，载《庆应大学院法学研究科论文集》第24号，第121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202页。
[日]镰田熏著：《不动产物权变动I》，载《法学教室109号》，第62页；转引自前引（1），陈华彬书，第203页。
前引（1），陈华彬书，第203页。
前引（1），陈华彬书，第169页。
王泽鉴著：《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263页
黑龙江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规定（2006修改）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规定（2006修改）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6号)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黑龙江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业经二○○六年十月二十日省人民政府第四十二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张左己
二○○六年十月二十日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对《黑龙江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从事二次供水清洗消毒的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和体检合格后方可上岗。”
二、将第三十条（七）项修改为：“从事二次供水清洗消毒的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训和体检合格上岗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三、将第三十四条中“治安管理条例”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四、将第三十七条中“《行政复议条例》”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五、删除第三十九条：“本规定由省卫生行政部门、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责负责应用解释。”
此外，对条文的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发布。
黑龙江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证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人体健康，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以下简称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生产单位及个人均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对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及卫生监督检验监测制度。
第四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并负责组织实施本规定。
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
第二章卫生管理
第五条城镇自来水厂、单位自备水、农村自来水以及二次供水单位应当取得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的卫生许可证。
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在取得《卫生许可证》后，还应当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城市供水企业资质证书》，方可供水。
第六条供水单位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应当符合卫生要求，选址、设计审查、竣工验收应当有当地卫生、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参加。未经卫生、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不得供水、使用。
生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选址、设计审查、竣工验收应当有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参加。
第七条生活饮用水的水源选择、水源卫生防护及水质检验，应当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第九条集中式供水应当符合下列卫生要求：
（一）水净化处理工艺应当符合国家《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规范》的要求，水净化处理工艺设备、设施应当符合工艺的要求，净化处理各工艺（车间）应当配备相应的检测手段；
（二）水源水、地下水等应当有保证其正常使用的消毒设施；
（三）供水工程中的输水、蓄水和配水等设施应当密封，定期清洗、消毒并监测，严禁与排水设施相连；
（四）自备的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严禁与城镇供水系统连接；
（五）新设备、新管网投产前及旧设备、旧管网修复后应当进行冲洗、消毒，并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水质检验合格。管网末稍盲端易污染处应定期放水、清洗、消毒；
（六）加氯消毒间应当通风良好，备有安全防范和泄漏处置的应急设备、设施和个人防毒面具；
（七）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当划定生产区的范围，并设立明显标志。在其周围十米范围内，不得设置生活居住区和修建禽畜饲养场、渗水厕所、渗水坑等污染源，不得堆放垃圾、粪便、废渣等污染物或铺设污水渠道等。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当配有水质检验仪器、设备和人员，对水质进行日常性检验，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送检测资料。
第十条二次供水应当符合下列卫生要求：
（一）新建二次供水设施应当设在建筑物正负零标高以上。贮水池、低位水箱及供水设施不得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内。供水设施周围十五米内不得有污水井、化粪池及其他污染源的存在。给水管线卫生要求按《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室外给水设计规范》执行；
（二）现有的二次供水设施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应当限期改造，短期内不能改造的应当加强卫生管理，加大监督监测力度，并适当增加监测频次；
（三）二次供水水箱应当设在单独房间内，不得与非生活饮用水相连接；水箱溢流管、排污管与排水管应当断离相联，不得直接相连。使用气压罐、上水泵等设备，补气或气压罐在进气孔处应当安装自动空气净化装置；
（四）二次供水水箱不得利用建筑物的本体结构作为水箱池壁，在建筑物内的水箱，顶部距屋顶的距离应当大于零点八米，水箱上方不得有排水管线通过，水箱底部距地面应当大于零点二米，水箱四壁与房屋墙壁距离应当大于零点七米；
（五）水箱、水池等贮水容器和供水设施的材质和内壁涂料应当无毒无害。内壁涂料应当使用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的产品，并严格按审批通过的工艺、配方施工；
生活给水管管径小于或等于一百五十毫米时，应采用镀锌钢管；管径大于一百五十毫米时，可采用给水铸铁管。
（六）二次供水的产权单位应当保证设施及设备完好，建立健全清洗消毒制度。二次供水设施每年应当清洗一至二次。消毒清洗后，应当经县级以上卫生监督检验机构水质检验合格。
第十一条从事二次供水清洗消毒的人员，经卫生知识培训和体检合格后方可上岗。
清洗消毒所使用的清洗消毒剂应当是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产品。
第十二条供水单位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制度，指定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经常检查所属供水单位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卫生管理制度，负责饮用水卫生管理、水质检验和检验结果定期上报；
（二）进行饮用水卫生宣传，对供水人员进行卫生知识培训和考核；
（三）贯彻国家有关生活饮用水卫生法规和标准，制止违法行为，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三条从事直接供水人员应当经饮用水卫生业务知识和饮用水卫生法规培训，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培训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在岗位水人员每年应当复训一次。
第十四条新参加工作和临时参加工作的供水人员，取得健康合格证后，方准从事供水工作；供水人员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
凡患有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所列疾病（包括病原携带者）的，应当调离岗位。
第十五条生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产品卫生许可批准文件，取得批准文件后，方可生产和销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使用无批准文件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
第三章卫生监督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职责。
铁道、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机构，行使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职责。
农垦、森工系统的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垦区、林区内（城镇除外）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时，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做好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并负责饮用水的水源水质监测和评价。
第十八条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发放，有效期四年，每年复核一次。
第十九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按下列规定进行卫生许可证的审批：
（一）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自来水厂、自备水、二次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管理工作；
（二）市（行署）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市（行署）所在地自来水厂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管理。区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自备水、二次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管理工作；
（三）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省管单位自备水、二次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供水单位申办卫生许可证需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填报《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后十日内对供水单位进行卫生审查，符合卫生要求的，在五日内发放卫生许可证。对不符合要求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提出书面改进意见。
第二十一条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进行卫生安全性评价。与饮用水接触的防护涂料、水质处理器以及新材料和化学物质，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初审后，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复审，并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颁发批准文件。与饮用水接触的联接止水材料、塑料及有机合成管材、管件，以及水处理剂、除垢剂等产品由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颁发批准文件和批准文号，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频次是：城镇集中式供水水源水每年监测一至二次，出厂水及二次供水每半年监测一至二次，末稍水每月监测一次，在枯水期、丰水期、传染病流行期，应当适当增加监督、监测频次。国家及省另有要求时，按有关规定执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由省卫生行政部门每年抽样检测一次。监测收费按省物价、财政、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进行。
第二十三条省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以确定具备条件的单位，作为生活饮用水卫生检验单位，进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第二十四条凡取得卫生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取得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经过监督监测，发现已不符合卫生许可证颁发条件或不符合卫生许可批准文件颁发要求的，原批准机关应当收回有关证件或批准文件。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员，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员应当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培训合格，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证书。
第二十六条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任务。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员应当作风正派、秉公执法、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当出示监督证件，有权进入供水和生产单位检查、了解情况，索取必要资料，按规定进行采样。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员对被监督单位及个人提供的技术资料有保密的义务。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发现生活饮用水被污染可能危及人群健康或者因饮水污染出现的介水传染病或化学中毒事故时，可以采取下列临时控制措施：
（一）对集中式供水单位，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停止供水；
（二）对二次供水单位，责令其立即停止供水，并责令进行二次供水设施的清洗消毒；
（三）立即组织生活饮用水专业预防部门及时发现并控制污染源，切断污染途径，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第二十八条发生生活饮用水污染事故的单位和接收病人治疗的单位，除采取抢救措施外，应当保护现场，保存被污染的水样，并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接到饮水污染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现场调查，并组织医务人员抢救病人。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规定，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员或患有有碍饮用水卫生疾病的及病原携带者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清退，并对供水单位处以二十至一千元罚款。
第三十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下罚款：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修建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或进行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作业的，处以一千至三千元罚款；
（二）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项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参加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供水的，处以三千至五千元罚款；
（三）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的，处以五百至二千元罚款；
（四）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处以二千至五千元罚款；
（五）未按规定进行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对其产权单位处以五百至二千元罚款；
（六）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后，未经县级以上卫生监督检验机构水质检验合格供水使用的，对其产权单位处一千至三千元罚款；
（七）从事二次供水清洗消毒的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训和体检合格上岗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八）使用未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清洗消毒剂进行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工作的，处一千至三千元罚款。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规定，生产或者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规定，对不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发放卫生许可证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饮水卫生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营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饮水卫生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饮水卫生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规定，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建设并投入使用的；
（二）未按规定进行日常性水质检验工作的；
（三）未取得《城市供水企业资质证书》擅自供水的。
第三十六条卫生、建设行政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八条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集中供水：是指由水源集中取水，经统一净化处理和消毒后，由输水管网送至用户的供水方式（包括公共供水和单位自建设施供水）。
二次供水：是指将来自集中式供水的管道水另行加压、贮存、再送至水站或用户的供水设施；包括客运船舶、火车客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上的供水（有独自制水设施者除外）。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是指在饮用水生产和供水过程中与饮用水接触的联接止水材料、塑料及有机合成管材、管件、防护涂料、水处理剂、除垢剂、水质处理器及其他新材料和化学物质。
直接从事供水、管水的人员：是指从事处理净水、取样、化验、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及水池、水箱清洗人员。
第三十九条本规定自一九九八年二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发布的《黑龙江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