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四号《配股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1999年修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四号《配股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1999年修订）
1999年3月1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说 明
（一）上市公司在向原股东配售发行股票（以下简称“配股”）时，应按照本准则编制配股说明书。
配股说明书是上市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配股申报材料的必备部分。
（二）本准则规定的配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包括：
1、封面；
2、正文；
3、附录；
4、备查文件。
本准则适用于上市公司编制向股东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报送的配股说明书文本的内容和格式，其中，本准则第一部分封面中的重要提示和第二部分正文应当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公布，同时公布本准则第三部分附录和第四部分备查文件中的全部文件的索引。
（三）上市公司对本准则列举的各项内容应当进行披露，但是本准则某些具体要求对上市公司确实不适用的，上市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当修改，同时予以说明。上市公司还可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增加其他内容。
（四）本准则适用于上市公司在配售人民币普通股时编制的配股说明书。上市公司配售境内上市外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在编制配股说明书时，原则上应遵守本准则；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本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一、封 面
配股说明书的封面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名称，股票简称和代码；
（二）“配股说明书”字样，未正式定稿前，必须标有“未定稿”字样；
（三）公司的正式名称和注册地；
（四）配股主承销商；
（五）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
（六）配售发行股票的类型（例如普通股、优先股；如果配售外资股，应特别说明）、每股面值、售发行的股票数量、每股发行价；
（七）重要提示，上市公司应按照下列文字陈述：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配股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国家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本次配股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配售的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此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配股说明书所用纸张规格应与该公司招股说明书规格相同。
二、正 文
（一）绪言
在绪言中应当载明：
1、编写本说明书所依据的法规，核准本次配股方案的部门；
2、声明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确信该说明书中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或者误导，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和连带的责任；
3、下列文字必须载入绪言：
“本次配售的股票是根据本说明书所载明的资料申请发行的。除本公司董事会和主承销商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说明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说明书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二）配售发行的有关机构
应列出以下有关机构的名称、所在地、电话、传真以及这些机构中与本次配售发行有关的联系人姓名：
1、该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2、上市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
3、主承销商；
4、主承销商聘请的律师事务所；
5、为上市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6、上市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
7、股份登记机构；
8、其他。
（三）主要会计数据（采用列表式）
列示公司最近年度或中期报告的主要会计数据，包括总资产、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总股本、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
公司应提醒投资者阅读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并列明刊登最近一期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的报刊名称及刊登日期。
（四）符合配股条件的说明
应逐条列明董事会认为本公司符合现行配股政策和条件的有关内容。
（五）法律意见
叙述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配股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六）前次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说明
公司应在以下方面对前次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进行说明：
1、前次募集资金的到位时间、募集资金数额（货币资金和非货币资金）；
2、前次招股或配股说明书承诺的资金用途与实际运用情况的比较说明。含项目名称、项目计划投资总额及建设期、计划以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至最近一期审计报告截止日项目计划投资金额与实际投资金额的比较、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项目产生的效益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募集资金若投入多个项目，应分项目逐一说明；
3、若募集资金的运用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效益，董事会应进行解释；若募集资金的运用有变更，说明变更原因、变更程序及其公开披露的报刊及日期、变更后的投资及效益情况；
4、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次募集资金运用所出具的专项报告结论。
（七）本次配售方案
1、配售发行股票的类型、每股面值、配售发行的股份（或配股权证）数量、每股发行价格；
2、股东配股比例。如果发行配股权证，还须列明每张配股权证可认购的股份数量；
3、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其中货币资金数额及非货币资金数额；发行费用总额及其构成，包括承销费、中介机构费用、其他费用；
4、股权登记日和除权日；
5、发起人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持股数量以股东大会时的股权登记为准）认购、放弃或出让（全部或部分）配股权的承诺，应包括股东名称、现持股量，放弃或出让配股权的数量。如果进行配股权的转让，公司董事会应详细说明转让的方式，并明确说明国家对转让后股份的流通方式的政策；
6、如果持股5％以上的股东拟采取非货币资产方式认购本次配售的股份，公司董事会应详细说明该资产的性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权益或其他性质的资产），以该种方式认购股份的总量，认购数量的折算方法，资产评估机构的报告内容摘要，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意见的摘要，股东大会对该事项的表决情况，该资产对公司的资产负债、经营成果及发展前景的影响，主承销商关于该资产配股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是否公平、公正的结论性意见。
股东以其拥有的其他企业的权益认购本次配售的股份后，上市公司实质控制该企业的，还应披露该企业最近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律师在配股法律意见书中对上述认购方式所出具的意见。
7、配售前后股本总额、股权结构。其格式可参照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五号《公司股权变动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试行）》中的附表的格式。
（八）配售股票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2、缴款地点；
3、缴款办法，应详细列示缴款手续和支付方式；
4、对逾期未被认购股份的处理办法；
5、若采用配股权证方法配售股票，应列示配股权证的派发方式及交易办法。
（九）获配股票的交易
1、获配股票中可流通部分的上市交易开始日；
2、配股认购后产生的零股的处理办法。
（十）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1、通过配股所募集资金的计划用途、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
2、如果所募集的资金准备用于投资项目，应对项目的情况作简单介绍，包括其投资预算；如用于新建企业，则应对新建企业的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予以说明；如用于收购企业，应介绍被收购企业的基本情况及资产评估情况，如收购代价占上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30％以上，或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实质控制被收购企业的，还应披露该企业最近经审计的主要会计数据（包括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如根据投资计划，在一定时期有资金闲置的情况，则应说明该时期如何利用资金；
3、投资项目使用资金的计划时间表、预计项目产生效益的时间及投资回收期；
4、如果投资项目不止一项，还应说明这些项目的轻重缓急；
5、在采用代销方式配售股票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募集到预计的全部资金，对可能取得资金的使用计划加以说明；
6、如果所筹资金尚不能满足规划中的项目的资金需求，应说明其缺口部分的资金来源及落实情况；
7、募集资金运用涉及关联交易的，要披露主承销商关于该项关联交易对公司和非关联股东是否公平、公正的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对该事项的表决情况。
（十一）风险因素与对策
1、上市公司应参照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一号《招股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正文第五节“风险因素与对策”的内容予以披露；
2、如果采用余额包销以外的方式发售股票，上市公司应当对本次发售的股份可能未被足额认购的情况做必要的分析和说明。包括未认购股票的处理，上市公司拟投资的那些项目将受到不利影响，其预计年度盈利水平和其他主要财务指标将出现何种程度的变化，上市公司拟采取哪些措施弥补资金缺口以减少上述风险的影响等。
（十二）配股说明书的签署日期及董事长签名。
三、附 录
（一）股东大会关于配股的决议（摘要）；
（二）刊载本公司最近的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的报刊名称、日期；
（三）刊载本公司最近的董事会公告和股东大会公告的报刊名称、日期；
（四）公司章程修改内容简述。
四、备查文件
（一）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正本；
（二）本次配股之前最近的公司股本变动报告；
（三）最近年度报告或中期报告正本；
（四）本次配股的承销协议书；
（五）资产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有非货币资产配股或收购企业时）；
（六）前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七）配股法律意见书；
（八）主承销商律师的验证笔录；
（九）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母法”观念与中国的宪法
[英 文 名] Influence of Idea of Parent Law on China’s Constitutions
[内容摘要] “母法”是理解中国宪法的一个关键性词汇。尽管“母法”观念在早期民主法制建设中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从整体讲，“母法”观念对我国目前的宪政与法治建设特别是宪法修改，已呈现出消极影响。要消除“母法”观念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确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关 键 词] 母法观念 中国宪法 影响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邮政编码：264209
[联系电话] 0631-5688633（宅）13869083003
[电子信箱] xwyan3721@sina.com xwyan3721@hotmail.com
一、“母法”：通向中国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卡尔·贝克尔在研究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时说：必定有一条通向天上宝座的秘密通道，有一条秘密的小道是所有的Philosophes（哲学家们）都知道的，有一扇门是对我们关闭的，但是当他们一连加以几下事先默契的轻敲，它就会向他们开放的。他把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些关键性词汇当作通向知识的秘密通道的那扇小后门。在13世纪是“上帝”、罪恶、神恩、得救、天国，在18世纪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在19世纪则是物质、事实、实际、演化、进步。 卡尔·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有效方法：找到这些关键性词汇，我们就能走进那些特定的时代。这种方法是针对历史的，特别是可以被称作“时代”的那些长时段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把时下的宪法并不真正看成是某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而是看作是历史的产物且必然带有时代印迹的话；那么，卡尔·贝克尔的方法对理解我国的宪法就会同样有效。
宪法问题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着各自的愿望与要求。只要我们认真分辨，也一定可以从这些词汇中找到某些类似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关键性词汇。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关于宪法、宪政问题的各种争论、解说及日常话语之中。虽然人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词汇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宪法、宪政的共同理解，传达着人们某些相同的观念。因此，这些词汇也就成为我们理解那些特定时代的“秘密通道”。清朝末年，自维新派率先提出一系列立宪主张以来，清廷又是派大臣出国进行宪政考察，又是宣布仿行宪政，国内外近80个立宪团体纷纷提出各种立宪主张，朝野一片“立宪”之声。此时，“立宪”便是那一时期的关键性词汇。因此，要了解清末时期人们的宪法观念，认识那场所谓的立宪运动，只需理解他们各自使用的“立宪”一词的含义即可。到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宪法、宪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颁布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文件，对宪法、宪政的研究也达到了顶峰，通向这一时期宪法的“秘密通道”就变成了“宪政”一词。只要把握住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集团所谈论的“宪政”一词的含义，我们就理解了那个时代。在1949年以后，“立宪”、“宪政”两个词汇都悄然退场。随着1954年宪法的制定，“母法”和“根本法”逐渐成为了在我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几乎可以与宪法相替代的两个术语。因此，“母法”、“根本法”又构成了理解现时代宪法的关键性词汇。
斯大林曾强调，“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 这对我国宪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宪法从此失去了保障其规范性的一种最有效的法律技术手段，即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 因此，“根本法”一词在我国主要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强调，它仅仅意味着一项政治原则。宪法的“根本性仅在于宪法规范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 “根本法”的术语对宪法本身及其实践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或者说，对这一术语的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法”。在一些学者那里，“根本法”似乎也只是在“母法”的意义上即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如果说“根本法”仅是在形式上得到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本来意义上的“根本法”；那么，我们对“母法”的强调则对我们的宪法及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母法”一词在我国具有较强的法律意味，它主要在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数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母法”术语的固定理解，这种理解已然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宪法观念，而且，“母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宪法观。因此，“母法”一词正是那条通向中国当下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将宪法喻为“母法”、普通法律称作“子法”，从而将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理解为所谓“母子”关系，是国人理解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的一种基本模式，至今十分流行。许崇德先生认为：“由于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其他一般法律的制定都要以宪法为立法基础。”因此，“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 有学者类比生物学意义上的母子关系对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进行了拓展，提出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不仅体现出“繁殖功能”，而且还表现出“监护功能”，希望从中挖掘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来。 也有学者将“母法”视作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表述宪法最高法地位的两个概念装置之一。 还有学者甚至以“母法”来定义宪法：“宪法即母法”。 这是我国学界关于宪法与一般法律关系的几种典型描述。
如果说，在终极意义上，宪法是由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那么，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一旦确定，则观念就是宪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宪法观念就构成了人们关于宪法的模型、职能和类型的看法”。 当然，一部宪法未必仅仅体现某个单一的观念。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观念，而宪法则是这些观念在不得不作出让步情况下最终达成的妥协。但这不妨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一部宪法都是某些特定宪法观念的产物。因此，通过对“母法”观念的剖析揭示其特定的内涵及其对我国宪政实践特别是对制宪与修宪的影响，是理解我国宪法、把握宪政实践的一条捷径。
二、“母法”内涵之厘定
郑贤君博士认为，所谓母与子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子因母出；二是母命难违。前者体现为“繁殖功能”，后者表现为“监护功能”。就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而言，“繁殖功能”是指宪法作为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的那种功能”，而“监护功能”是指“宪法既保障着子法又制约着子法的实施”的功能。该学者假设，在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上，如果不把重点置于“繁殖功能”上，而是放在“监护功能”上，则宪法的“母法”称谓依然是有价值的。 此番宏论，是针对林来梵博士关于“母法”概念具有含混性（任何一般法或授权规范都可视为“母法”，“母法”也是一国立法所采用或模仿的他国立法的称谓；因此，“母法”称谓并非为宪法所专享）、我国宪法学者片面强调宪法为一般法律提供立法基础的“繁殖功能” 的评论而言的。如前述，提出“监护功能”概念的目的，是要从中引申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但这种努力似乎有些徒劳。因为，在事实上，所谓宪法的“监护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宪法对普通法律的规范与制约，虽然可以从一些学者的个别论述中推演出这一结论，但它却从未真正得到强调，更未在实践中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装置。可以认为，我国宪法从未被赋予所谓“监护功能”，这一概念的提出，仅仅是个别学者对民法中父母子女关系的一种类比。
上述争论的焦点是：宪法在何种意义上是“母法”？考察“母法”概念的涵义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学者们的论述看，我国“母法”概念是在以下几种意义上使用：（1）从法律移植中法源的角度讲，是指“一国法规的制定，以外国法律为依据者，称其法源的外国法为母法，而称依此所制定的法律为子法。” （2）从立法依据的角度上讲，它是指“国家制定的条律或命令所依据的法律，称作母法，根据母法所制定的法律、法令等称作子法。”如“所得税法”为母法，所得税法施行细则为子法。 （3）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讲，宪法为“母法”，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为“子法”。 最后一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即以“母法”专指宪法，在宪法学界几成公论。笔者认为，前两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含义较为中肯、公允，更接近我国传统中使用“母法”一词的原初意义。“母法”并非专指宪法，其意义仅指所制定法律的来源或依据。将宪法比作“母法”是这一意义的延伸。
以“母法”指代宪法在我国具体起源于何时，尚无可考。但将宪法视作“母法”的观念在我国却早已有之。梁启超在1900年初发表的《立宪法议》中称：“宪法者何物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 宪法而“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表达的正是“母法”的观念。“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似可以从中得出宪法制约普通法律的认识。但从梁启超有关论述整体来看，它仍然仅仅是在强调宪法的“依据”作用（而非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梁启超被认为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开山鼻祖，中国宪法学的创始人， 从他开始，“母法”观念就成为了我国宪法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宪法学盛极一时，而“母法”观念一以贯之。李三无在《宪法问题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1922年11月）一文中说，宪法为“一切法律所由生”，“宪法为国家之根本大法，一切法律，俱由此生”。 如阮毅成在《从“法”说到“宪法”》（载《时代公论》第87、89号，1933年11月）一文认为：宪法与他种法律有两种关系，“一是从法的创造到法的实施的关系，二是从抽象规律到具体规律的关系”，“法律对于宪法为实施，宪法对于法律为创造”。他进一步解释说，“宪法内容，大都是概括的，亦即并不限定适用于一个最确定的具体事实，则其效力的实现，必须有待于多种其他法律，对于各个事体，再加以规定。” 屠义方在《宪政与法治》（《新政治月刊》第3卷第3期，1939年）一文中也说：“宪法是国家进行法治的一个根本大法，……一切法律必须根据宪法以制成。”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已有学者使用“母法”一词并使之与最高法或最高法律效力的概念相联系。如《中华法学杂志》第5卷第1期（1946年）发表吴绂征《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或政治社会的最高法律，这是说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其效力优于一般的普通法律。” 从该文的论证逻辑看，“母法”称谓在当时已普遍使用。作者将“母法”视同为“国家或社会的最高法律”，作者强调“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且整篇文章看不到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与规范的论述，更没有相关制度设计来保障。可见，作者仍然仅仅意在强调“繁殖功能”。在这里，所谓宪法是最高法律或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完全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是在母与子伦理“辈份”的意义上给予承认的；而在实际上，并没有建立任何制度予以保障。我国后来的理论和实践大体都是走的这条路子。
在1949年以后，“母法”概念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母法”术语逐渐成为宪法的专门称谓，二是出现了将“母法”概念狭义化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在宪法中通常都规定了一国的立法原则，使立法机关在日常立法活动时有所遵循；同时又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所以许多宪法学家把宪法称为‘母法’、‘最高法’，把普通法律称为‘子法’。” 在此，我们看到，（1）在宪法学中“母法”被视为宪法的专有称谓。（2）“母法”仅具有作为立法依据或立法基础的意义，完全排除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及对普通法律的制约的意义。（3）强调“母法”“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总之，“繁殖功能”在我国1949年以后的宪法学中被片面强调，“母法”并不具有“监护功能”。所谓“母法”的“监护功能”，不过是我们时下的学者根据母子关系比附上去的。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和实践资援——我国一直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从未获得司法适用，“母法”的所谓“监护功能”在我国宪政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到目前为止，“母法”观念仍然只是在“繁殖功能”的意义上不断得到强化，其标准的文字表述是：所有法律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
三、“母法”观念对中国宪法之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