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许可执行之诉
黄奕新
强制执行依生效判决进行,但判决是否有执行力，对谁有执行力，于何种范围内有执行力，颇有争议。大陆法系素有许可执行之诉。我国缺乏这一制度，实务采取执行裁定的方法，存在严重的“非讼化”弊端。本文试图对构建我国的许可执行之诉作些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许可执行之诉的客观必要性
(一)执行力争议的客观存在
由于判决本身并非都能具体地明确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更由于当事人的人格和财产状态处于变化之中，确定生效的给付判决，即使是公正无误，并非都具有执行力，也并非任何时候都有执行力，更并非“为”或“对”所有的人都具有执行力。例如，判令债务人交付房屋，但哪一幢房屋不能明确；或者虽已明确，但房屋已被加盖楼层，或者已被第三人占有甚至取得所有等，这时判决能否执行，可能有所争执。又如，判令债务人在一定条件成就时为给付，债务人对条件是否已成就可能提出异议。再如，判决后，当事人可能已经死亡或被宣告失踪，或者作为当事人的法人可能已经分立、合并、被撤销、清算，或者被告可能为逃避执行，将诉讼标的物恶意交由他人占有。这时，诉讼当事人可能已经不存在，或者需要有他人承受更符合判决的本意。这些均涉及复杂的实体权义关系，可能产生各种不可调和的争议。实务上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执行案件应否立案；二是执行当事人应否变更或追加。
(二)我国解决此类争议的现状
关于立案审查。我国民诉法对执行案件的受理条件，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也只字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若干规定)虽然在第18条作了规定，但过于粗浅，未能涵盖执行力的所有情形，对判决上所载请求权附有条件、期限、担保或对待给付等这类实体争议性更大的情形均未作规定。更为重要的是，该条未创设完善的救济程序。司法实践中，由于此类情形较少，弊端不是太突出，但问题仍然存在。例如，有的案件一审调解结案，进入拍卖程序，被执行人提出调解书送达不合法，于是撤销执行，恢复原案审理。二审法院认为原案送达虽有瑕疵但应认已送达成功，又恢复原案执行。但此时被执行人财产已经隐匿、转移。又如，拆迁安置一案，开发商被判令安置一定面积的房屋，但未对房屋进行特定化。进入执行后，执行法院要么硬让被拆迁人承受其指定的房屋，要么就以双方无法达成具体协议而长期“挂案”。至于判决上所载请求权附有条件、期限、担保或对待给付义务的，被执行人一旦提出异议，如何处理，也亟待规范。
关于变更或追加当事人。民诉法仅在第213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由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民诉法意见对此仅作肤浅解释。执行若干规定虽然在第76～83条专门规定“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罗列了无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企业分立、企业开办单位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无偿接受财产。但这些规定看似具体，却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理论上的齐整性，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未规定任何救济程序。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严重问题：一是该追加的被执行人不敢追加，不该追加的乱追加。二是追加申请难。申请执行人即使提出追加申请，执行人员可以拒不接收、不予理睬或久拖不决，甚至隐瞒不报。三是追加审查难。变更或追加当事人，往往涉及大量复杂的事实认定问题，而执行程序并非审判程序，不能通过双方的诉辩和相互举证来查明事实，申请人往往只能提供一些线索，而被指追加人不主动配合，执行法院难以判断，致使实际应当对债务负责的人得以免受执行。四是追加审查非理性。有的是走形式，申请归申请，没有认真听取申请人的意见和进行调查取证就裁定驳回。而有的则相反，理由不能成立的申请，被轻易采纳而随意追加。裁定仍由原执行人员作出，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制约机制。五是被追加人没有反驳的机会。申请的受理与审查，均暗箱操作，被追加人往往毫不知情就收到追加裁定。六是裁定申诉难。一纸裁定后，申请人或被追加人都不能上诉或复议，只能通过不可预期的申诉，在个别领导“过问”后，才有可能启动所谓的“复查”程序。而这种程序可以无休止，执行裁定可以不断被推翻和颠覆，毫无确定力和稳定性可言。
(三)“非讼化”弊端的检讨
我国当前解决执行力争议的做法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审执关系理不清。有些本该通过诉讼解决的重大实体争议，执行法院直接以裁定解决，实际上代替行使了审判职能，剥夺了当事人本应享有的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由执行法院行使裁定权的，也没有遵循审执分立的原则，仍由执行机构和人员来进行处理执行争议，未能分权制约，形式主义严重。另一方面，对那些实体性较小的争议，本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由执行法院以裁定附带解决，但也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个别法院不敢或不愿裁定，无法及时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二是争议解决途径的启动行政化、超职权主义。执行法院不经当事人申请，也可以依职权启动，而当事人申请了却未必被受理，这就导致要想启动争议解决程序，必须拿到领导的批示，这种批示极其类似行政管理模式下的长官命令。三是争议解决途径的启动无限期。启动程序的截止时间没有限定，导致有些执行行为都已经终结多年了，还可异议和撤销。四是争议解决途径的非终局性。执行裁定虽然没有法定的上诉或复议程序，却允许重复不断地复查，法院重复受理，执行裁定经常被反复颠覆，既浪费司法资源，又使执行秩序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五是争议解决程序不完善。申请书或异议书的提交、立案手续、举证责任、言词辩论、审理方式、是否合议、是否允许上诉等，均未予以规范，程序不透明，当事人的听审权没有受到保障。六是争议解决程序无法定审限，久拖不决。再加上未能严格遵循执行不停止原则，动辄就以争议为名，法外暂缓执行，导致久拖不执。上述种种弊端，归纳起来，从根本上说是争议解决方法的“非讼化”。随着法院内部管理的规范化，这些状况虽然在某些法院和某些个案中有所改观，但如未能从制度上创设某种救济途径，将难以根本解决。
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
(一)德日的发给执行条款(签证)之诉
多元制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文制度。许可执行之诉与执行机关体制密切相关。德国区分执行标的、方法或内容的不同，将强制执行权分别交由执行员、执行法院、诉讼法院以及土地登记所行使，而且执行法院只能是最基层的初级法院。从事执行的人员基于其所受到的训练，难以胜任对判决内容的法律上的审查判断。故德国在实施执行前，采取先由原第一审诉讼法院发给执行条款的制度。如果需要申请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即所谓“为”或“对”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为执行)，或者判决上的给付内容附有条件等限制情形的，尚须由债权人提供公文书或公证证书的证明，始得发给执行条款。日本仿照德国的制度，只是在执行机关上采取执行法院与执行官二元制，在称谓上称为执行“签证”而非执行“条款”。
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和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如果申请人应当提供公文书或公证证书予以证明而不能提出，或者虽有提出但诉讼法院认为不足以证明时，申请人得对被申请人向诉讼法院提起“发给执行条款之诉”，采取更广泛的证据手段来举证。相应，被申请人也可对申请人提起“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当事人可以在首先提出程序上的抗议，在抗议被驳回后再起诉，或者同时提出抗议和起诉。当然，如果申请人提供了公文书或公证证书而未获满足，其亦可选择向诉讼法院提出程序上的抗议。诉讼法院应当作出裁判，对该裁判结果，申请人仍不服的，可向上一级法院抗告。被申请人亦得提出此种程序上的异议和抗告。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许可执行之诉
一元制的执行机关。一律将强制执行权交给执行法院，而且执行法院原则上是“执行之标的物所在地或应为执行行为地之法院”。在执行法院内部，办理执行事务的虽有法官、书记官和执达员，但主体仍是法官，无论何种程序，均由法官决定，然后由法官自行为之或命书记官督同执达员办理。这种一元制的执行机关体制，对执行力争议解决机制的设计，产生深刻的影响。台湾地区没有执行文制度，执行依据是否有执行力是由执行法院在接收执行申请时并为审查。
许可执行之诉。虽然没有执行文制度，但执行力的争议同样存在。对于判决上所记载请求权受有限制，或者“为”或“对”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申请执行的，涉及实体权义关系，仍应通过某种救济途径解决。依台强执第14-1条，“债务人对于债权人依第四条之二规定声请强制执行，如主张非判决效力所及者，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法院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债权人依第四条之二规定声请强制执行经执行法院裁定驳回者，得于裁定送达后十日之不变期间内，向执行法院对债务人提起许可执行之诉。” 这里的“许可执行之诉”和“异议之诉”，类似于德国的“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和“反对发给执行条款之诉”。当然，依同法第12条，执行当事人也得提出程序上的异议和抗告。有所不同的，一是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而非诉讼法院。二是有10日的起诉期间的限制。
(三)“诉讼化”机制的借鉴
诉讼程序救济。执行程序，被认为是实现债权人既定债权的程序。债权已经确定生效法律文书所固定，国家有义务应债权人的申请，予以积极实现。但确定生效的判决，却仍然可能引起有关执行力的实体争议，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均为当事人各方创设了诉讼救济程序。不仅考虑便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也兼顾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使其遭受不当的执行。
审执分立。德国严格区分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执行机关的审查被限定在对被提交的文书和明显的外在情状上，不得对判决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判决附有条件等限制情形是否已消除，均由诉讼法院在“执行条款发给程序”中被确认，并通过该执行条款向执行机关提供证明。审执分立还体现在执行员与执行法院的分离，执行员往往负责具体事务，而执行中法律性强的事项以及争议的裁定则属法院的专权。审执分立原则的严格贯彻，为德国有效率的执行作出了持久的贡献。日本几乎完全承袭了审执分立原则。台湾地区也认为审执分立是基本原则，但由于其执行机关是一元制，而且执行事务也是由法官办理，故有所变通。
区分程序救济与实体救济。执行程序中产生的争议，大量是对程序、方法或行为等本身是否违法的争议，即所谓“程序争议”，不会或较少牵涉实体权义关系。从执行效率出发，对这些争议，均要求当事人提出程序上的申请或申明异议，交由法院及其上级法院，采取裁定和抗告的简便程序，予以迅速解决。因此，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控制允许提起许可之诉的事由。另一方面，应当通过诉讼的事项，一般也不允许以执行裁定代替解决。
三、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构想
(一)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内涵
我国许可执行之诉应指申请人申请执行，因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扩张及于诉讼当事人以外之人有所争议，经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申请后，申请人得对被申请人起诉，请求许可申请的民事诉讼（当然，如果申请人的申请被法院受理，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未被法院采纳的，被申请人亦得提起“许可执行异议之诉”）。
本诉的特征：(1)应是执行程序中的诉讼，原则上限于执行程序开始后、终结前提起。反之，如果债务人在被申请执行前，为防止将来的执行，预先提起有关诉讼，依普通民事诉讼法虽可受理，但在性质上则不属本诉。(2)应是有关执行力争议的诉讼，争议事由是执行依据的执行力是否存在、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扩张于申请人或被申请人。(3)应解决实体性问题的争议。当事人如果仅对执行程序、执行行为或执行方法有所争执，应当针对执行机关，运用程序上的救济方法，提出申请或异议。(4)目的是许可或排除本案执行。申请人的申请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后，执行程序即不得开始，申请人取得胜诉判决后，执行法院必须据此受理执行申请。反之，不影响继续或停止执行，与执行程序无法律上关联的争议，可通过普通诉讼解决，即使在时间上是发生于执行进行中，甚至事实上影响执行的效果，亦不属本诉。
本诉的类型包括执行力限制之诉和扩张之诉。执行力争议，理论上包括执行力要件、执行力限制和执行力扩张三种类型的争议。所谓执行力要件的争议，是指当事人对执行依据本身是否具备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一般要件，如是否确定生效、是否有给付内容、给付内容是否可能、给付内容是否合法、给付内容是否具体确定、给付性质是否适于执行等事项有所争议。笔者认为，执行力要件的争议，由于未涉实体权义关系，为效率起见，宜交由执行人员直接裁定，并可允许抗告。所谓执行力限制之诉，简言之，是指执行依据附有条件、期限或须债权人提供担保或有对待给付等涉及实体权义关系的限制情形时，当事人对这些限制情形是否具备有所争议，争议在执行程序中难以解决的，应当允许当事人诉请法院判断执行力是否受有限制或者是否已不受限制，从而决定是否许可或排除执行。所谓执行力扩张之诉，简言之，是指当事人一方申请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时，另一方有所争议，争议在执行程序中难以解决的，应当允许当事人诉请法院判断执行力是否扩张，从而决定是否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执行力争议的各种情形，涉及众多法律问题，相当复杂，笔者将另文详述。
(二)我国许可执行之诉与其他诉讼的辨析
1.再审之诉。实践中，债务人往往通过申诉阻止执行。债务人经再审胜定，执行未终结的，当然停止并撤销。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不是对本案判决主张撤销或废弃，相反，它是在承认判决之确定力的基础上，仅对其执行力提出相反主张。故有些判决，虽不具备再审条件，却得提起本诉。
2.债务人请求权异议之诉。是指执行依据成立后，如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权的事由发生，债务人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以排除执行(参见台强执第14条)。所谓“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权”的事由，实务上指债权已经清偿、提存、抵销、免除、混同、解除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和解、撤销权或解除权行使、消灭时效完成、免除债务新法实施、债权让与或债务承担等情形。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并非针对判决上所载之请求权，而是针对判决的执行力。例如，申请执行期限、请求权附解除条件、请求权附终期等情形时，债务人得提出“请求权异议”，此时就不属执行力的争议。
3.第三人标的物异议之诉。是指第三人就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的，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对债权人提起异议之诉，以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参见台强执第15条)。所谓“足以排除执行的权利”，实务上主要指所有权、担保物权、共有权、附条件买卖取回取、信托财产权、用益物权等。但“许可执行异议之诉”并非针对特定的标的物，而是针对判决的执行力。例如，第三人特定继受诉讼标的或为债务人占有诉讼标的物时，可能产生执行力扩张，第三人提起“许可执行异议之诉”的，此时要区别于“标的物异议之诉”。
4.执行程序中新生请求权的诉讼。例如，执行担保关系中，担保人未履行义务的，债权人得另行起诉。又如，执行和解关系中，双方均可以依据民法上的和解之债另行起诉。再有，执行程序中产生的返还不当得利或损害赔偿请求权争议，如可替代履行行为的履行费用、交付执行转化为赔偿执行、妨害执行执行造成损害的赔偿、拒不协助执行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执行中产生的其他费用(金额)的确定并返还等，都属另案实体问题，不足许可或排除本案的执行。但注意，这些争议，法律往往规定得由执行法院直接裁定或决定后，在本案中对有关第三人一并执行，故实务上极易与本诉相混淆。
5.代位权、撤销权之诉。二者都会涉及到第三人。如果债权人胜诉，也将可能使第三人受到执行。就其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而言，与许可之诉类似。但二者均非针对原判决的争议，而是为保全债权而另行提起的诉讼。实务上经常将本应另行提起代位权、撤销权之诉的情形，误当执行力扩张直接处理。
6.侵害债权之诉。现代侵权行为法有侵害债权的理论。我国部门法已有所体现。例如，我国公司法、企业破产法规定，公司清算组成员，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机构以及破产管理人在一定条件下应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当侵害债权之债与本案之债竞合时，表象上也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得对侵害债权的第三人为执行，本案债权得相应扣减，故实务中经常将其误当执行力扩张直接处理。
(三)我国许可执行之诉的标的
许可之诉之所以应由强制执行法特设，根源于其标的之特殊性。分歧的焦点在于，引发争议的这些实体法律关系本身，是否为许可之诉的标的，许可之诉的判决对其是否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事后能否就此另行起诉。学者的论说，从大的方面而言，可以归纳为两派，一是主张诉讼标的仅为是否许可执行的“许可权”，对实体关系没有既判力。姑且称之为“程序说”。二是认为诉讼标的应为实体关系，许可执行是其当然效果。姑且称之为“实体说”。多数学者及实务上采前者。我国将来的立法，该如何定性？笔者认为，二者都存在理论或实务上的缺憾。“程序说”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因为，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对异议理由即实体关系仍可另行起诉，难以避免讼源、讼累，也容易造成前后判决的矛盾。而“实体说”存在理论上致命的弱点。因为它无法解释据此得到的判决，何以具备许可执行的效力。而且，如果仅仅是对实体关系加以确认，提起普通诉讼足矣，何以解释其为强制执行法上的特别诉讼类型？因此，应当以程序说为基础，兼采实体说的合理因素，构建我国许可之诉标的理论。首先，根据创设许可之诉的宗旨，应先把许可之诉的标的确定为“许可权”。这是许可之诉作为特别诉讼的“质的规定性”。离开这点，将根本上否定许可之诉的必要性。其次，要充分考虑诉讼经济原则，避免当事人讼累，将实体关系尽可能地纳入既判力的范围。客观上说，判断是否许可执行，必然要将实体关系作为先决问题，只要这一问题经过充分审理，有关当事人得到充分的攻击或防御的机会，诉讼法院已经对这一问题经过审慎判断，应当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其既判力。在技术上，处理的方法可以有：一是原告在起诉时，可以明确将实体关系作为诉讼请求的一部分。此时，成立诉的“客观合并”，法院不仅要在事实认定和判决理由中对该实体关系加以判断，也必须在判决主文中予以宣告。二是如果原告没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为了避免原告败诉后另行起诉，也可以反诉该实体关系。三是原被告双方均未诉请的，法院虽不得在主文中予以宣告，但根据“争点效”理论，只要该实体关系经过充分审理并在判决理由中予以判断，当事人另行起诉的，后诉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前诉的认定。当然，无论何种情形，许可之诉对实体关系的认定或判决，只有在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或经合法传唤的情形下，对其才有既判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邢台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的决定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
邢台市人民政府令
〔2012〕第4号
《邢台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已经2012年8月23日市政府第五十六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刘大群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邢台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的决定
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河北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和《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以下简称市区）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执法局）是本市城市绿化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城市绿化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有关城市绿化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
（二）参与编制市区绿化规划、负责制定年度绿化计划；
（三）负责对市区绿化设计、施工单位的资质审核和申报工作；
（四）指导、监督和检查县（市、区）城市绿化工作；
（五）依法查处违反城市绿化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邢台县、桥东区、桥西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的城市绿化工作。
市规划、建设、爱卫、环保、房管、林业、交通、公安等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做好市区城市绿化工作。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林业、交通、铁路等部门管理的绿化工作，按其规定执行。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履行城市园林绿化的义务，爱护园林绿化成果，对破坏城市园林绿化和园林绿化设施的行为有权劝阻、投诉和举报。
鼓励开展园林式单位、小区、庭院等创建活动，积极推行立体绿化、垂直绿化、复层绿化和屋顶绿化，提高园林绿化建设质量。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投资、捐资、认养等形式，参与园林绿化的建设和养护。捐资、认养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享受绿地、树木一定期限的冠名权。
城市人民政府对在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条 城市绿化规划由市规划与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经市政府审查同意，报省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六条 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绿化指标，利用原有自然、人文条件，以方便群众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原则，合理设置绿地。
城市绿化规划确定的绿地，实行绿线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的，应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原审批程序报批。
第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其园林绿化用地面积占总用地面积比例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新建居住区、单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旧城改造区居住区、单位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二）新建教育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体育场馆、污水处理厂、公共文化场所等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
（三）公园不低于陆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
（四）道路红线宽度五十米（含）以上的，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道路红线宽度四十米（含）以上五十米以下的，不低于百分之二十；道路红线宽度四十米以下的，不低于百分之十五；
（五）新建商业中心、交通枢纽、仓储等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六）因新建有大气污染等生产工艺要求特殊的、需要一定比例绿地的工业企业和铁路两侧防护绿地按有关规定执行；
（七）其他建设项目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在历史文化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不得减少原有的绿地面积。
第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其基本建设投资应当包括配套的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投资。配套的园林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因季节原因不能与主体工程同时完成的，应当在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下一个园林绿化季节完成。
建设单位应当按批准的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建设。
第九条 城市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应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城市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应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对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设计达不到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绿化标准的，有关部门不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和施工许可手续。
第十条 建设单位自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之日起六个月内，工程建设项目不能开工建设的，应当按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对建设用地进行简易绿化。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绿化工程竣工后，应当报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城市绿化建设应按照有关规定，以植树造景为主，实行乔木和灌木、常青和落叶树、树木和花草、平面绿化和垂直绿化相结合，建筑小品、雕塑小品与其他设施点缀其间，达到景观协调，配置合理。
第十三条 城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后，施工单位应当在十日内拆除绿地范围内的临时设施，并清理场地。
第十四条 新建机关、事业单位和文化、体育、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及商业、金融、居住区、地下停车场等工程建设项目，其建筑适宜采取屋顶绿化的，应当实施屋顶绿化。
城市围栏、墙体及高架道路、轨道交通等市政公用设施适宜采取垂直绿化的，应当实施垂直绿化。
城市广场应当以绿化为主，推行生态化、林荫化，并配备必要的健身休闲设施。
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的，其绿化面积可以按比例折算为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地面积。
单位和居住小区现有绿化低于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标准，尚有空地可以绿化的，应当自接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通知之日起一年内进行绿化。
第十五条 市区河道两岸的树木，市管街道的行道树下的栏杆、绿篱、花草，分车带上的树木、花草及栏杆，市建的小游园、片林、公共绿地、风景名胜区，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邢台县、桥东区、桥西区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管辖街道、区级公园和游园的绿化，由县、区政府负责管理；机关、学校、工厂、部队院内的绿化，由各单位管理；公路、铁路两旁的绿化，由公路、铁路部门管理；居民生活小区、小街小巷的绿化，由街道办事处或居民委员会管理；居民住户院内或宅旁的绿化，由住户管理。
绿化管理应做到卫生、整洁，树木、花草及时修剪、浇水、施肥、打药、除草，保持各种植物具有较好的观赏效果。
第十六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城市绿地养护技术规范，根据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修订，并对建设、养护管理单位给予技术指导。
养护管理单位应当按城市绿地养护技术规范实施养护管理，并建立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档案。
养护管理单位发现树木死亡的，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后，应当对死亡树木及时清理，并补植更新。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绿地。
因城市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绿地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临时占用绿地申请书、地形图、绿地权属人意见、建设项目用地批准文件等材料。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临时占用绿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因特殊需要超过一年的，应当重新办理审批手续。占用期满后，占用单位应当退还并恢复原状。
临时占用绿地的，应当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缴纳绿地临时占用费。
临时占用绿地需要迁移树木的，建设单位应当在申请临时占用绿地时一并提出。
第十八条 公园内新建大型游乐设施应当进行论证，对公园景观、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对安全技术条件进行评估。
在公园内举办大型活动，应当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不得损坏公园景观和园林设施。活动结束后，活动主办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貌。不及时清理现场恢复原貌的，由公园管理单位清理现场恢复原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活动主办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十九条 城市政府应按有关规定对国家重点公园、省星级公园予以保护，禁止改变公园内独特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人文景观的风貌和格局。
调整已建成的公园绿地内部布局，不得减少原有绿地面积，不得擅自增设建筑物和构筑物。确需增设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应当符合公园总体规划。
调整其他已建成绿地内部布局，调整后的绿地面积不得少于原有的绿地面积。
第二十条 禁止擅自移植或砍伐城市树木。
确需移植或砍伐城市树木的，应当符合《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的有关条件，并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及相关材料，经批准后方可移植或砍伐。
第二十一条 因同一事由一处一次移植或者砍伐树木的，县、区管辖范围内二十株以下的，由县、区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市管辖范围内的和县、区管辖范围内二十株（含）以上一百株以下的，由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一百株（含）以上的，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移植或者砍伐树木二十株（含）以上的，由属地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逐级上报。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移植或者砍伐申请书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批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准予砍伐树木的，申请人应当补植不低于砍伐树木规格、数量或者价值的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树木移植和补植的品种、数量、规格、位置等进行跟踪管理。
第二十二条 因树木生长影响管线、交通设施安全或遮挡交通设施影响安全视距的，管线或者交通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兼顾设施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组织修剪。管线或者交通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承担树木修剪费用。
第二十三条 进行管线、交通设施建设，应当避免穿越绿地；确需穿越的，应当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批准，由建设单位负责及时恢复原貌或者给予补偿，并通知绿化部门回收绿化植物。
第二十四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古树名木进行登记、编号和造册，建立档案，设立价值说明和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实行统一管理，按树木权属分别养护。
严禁砍伐或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原因需要迁移的，应按国家、省有关规定程序批准后方可迁移。
第二十五条 禁止下列损害绿地和园林设施的行为：
（一）在树木上设置广告牌、标语牌或者牵拉绳索、架设电线；
（二）在绿地内倾倒垃圾、污水、有害物质，堆放杂物，燃烧物品；
（三）在绿地内挖坑取土（沙）；
（四）在绿地内放养牲畜、家禽；
（五）盗窃、毁坏树木花草及擅自采摘花果枝叶，践踏植被；
（六）盗窃、损毁园林设施；
（七）在绿地内擅自搭棚建屋、停放车辆，以及硬化和圈占小区绿地；
（八）围圈树木或者擅自修剪树木；
（九）开设商业、服务摊点；
（十）其他损坏绿地及园林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绿化用地面积低于本办法第七条标准，尚有空地可以绿化，自接到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通知之日起两年内未进行绿化的，由市城管执法局责令其限期完成绿化任务，并处以每平方米二十元到三十元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市城管执法局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市城管执法局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该工程设计费或工程承包价款总额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市城管执法局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代为绿化的相关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市城管执法局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所占绿地面积每平方米五元至十元的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市城管执法局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城管执法局责令其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并处每平方米一百元至二百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六）擅自砍伐树木的，由市城管执法局责令其按砍伐树木株数的三倍补种，并处砍伐树木价值五至十倍的罚款；擅自移植树木的，处移植树木价值三至五倍的罚款；
（七）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批准，管线或者交通设施管理单位擅自修剪树木的，由市城管执法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八条 损伤、擅自迁移、砍伐或者因管理不当等原因致古树名木死亡的，由市城管执法局处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因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的过错，造成古树名木损伤、死亡的，对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单位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有本办法第二十五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管执法局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赔偿损失，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第（一）项、第（四）项、第（七）项规定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六）项规定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八）项规定的，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第（九）项规定的，处占地面积每日每平方米五元至十元的罚款。
第三十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依法行使职权，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六十日内向市政府申请复议或者在十五日内向属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市城管执法局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绿地和园林设施包括：
（一）公园绿地，即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美化、防灾等作用的绿地，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及街头绿地、小游园等；
（二）生产绿地，即为城市园林绿化提供苗木、花卉、草皮、种子的圃地；
（三）防护绿地，即城市中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包括卫生隔离带、道路防护绿地、城市高压走廊绿带、防风林、城市组团隔离带等；
（四）附属绿地，即城市建设用地中绿地之外各类用地中的附属绿化用地，包括单位用地、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中的绿地；
（五）其他绿地，即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生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包括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郊野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林地、城市绿化隔离带、野生动植物园、湿地、垃圾填埋场恢复绿地等；
（六）园林设施，包括亭、廊、花架、喷泉、假山、石桌、石凳、围栏、围墙、园林道路、雕塑、雕刻及其他景观建筑和园林服务设施。
第三十三条 各县（市、区）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