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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法院文化的理性认知与探讨
　　　　　　　　　　　　　　　　　——着眼基层法院视角的思考
　　　　
　　　　伴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与完善，社会对司法的研究日渐深化，法院文化作为司法的一种内在价值更加引起了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法院文化逐步从理论研究开始向实践构建发展。但清醒审视当前我国法院文化建设的现实，基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地域差异性，法院文化建设成就差距甚大，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层法院，文化建设更是一种理想化的期待或奢望。笔者身处的基层法院，得益于历史文化底蕴的丰厚及周边县区法院文化建设热潮的影响，经历几年的发展，成效明显，但与先进法院相比，仍差距明显。现结合本院实际就当前基层法院文化建设进行简要认识与思考。
　　　　一.法院文化的内涵、特质及承载
　　　　探讨法院文化，我们首先有必要理解一下什么是“文化”，从中外史料研究或现代汉语解释看，对文化的定义更多的是进行抽象概括。《辞源》释为：“文治教化”；《辞海》释为：“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英国学者泰勒如此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以此可知，文化实质上是一个融入人类意识的社会要素的集合体，其内涵随着人类认识发展而被无限地丰富。
　　　　法院文化的内涵：按照对“文化”的定义，法院文化应是在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上，由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人群体，在从事审判职业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审判色彩的职业道德、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人文风格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总和。
　　　　法院文化的特质：法院文化除具有文化的固有属性外，还应具有以下特质：
　　　　一是政治属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政治而传承的，但不可否认，主流文化的确立和传承又必然受到政治的影响。法院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治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不同的政治体制必然影响和决定着法院的地位和功能，受此影响，法院文化也必然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并随着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二是法律属性。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是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法律履行审判职责，特定性质和特定的职业群体意识决定着法院文化必然反映着法律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特性，如法的思想理念、法的刚性力度、法的传承演变等。
　　　　三是职业属性。法院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律人的群体，其重要职能就是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具有特定的职业属性，因此，作为法院文化的物质载体或意识载体，都必然具有特殊属性，如法徽的庄严象征特性、法槌的司法符号特性、法官的独立思维特性等，只能在这个职业群体中得以体现。
　　　　四是特定价值或功能属性。法律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司法运作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法院文化核心的精神文化，实质就是法的价值理念和法官职业价值的意识表现形式，特定的精神内涵决定着法院文化在具有一般文化所有的导向、凝聚、激励、约束、辐射功能外，又必然具有法律应具有的公平、公正、高效、廉洁、文明等特定的价值或功能。
法院文化的承载：法院文化的承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物质文化承载，主要通过法徽法槌、法院建筑、法庭设计、法官制服、法院环境等进行直观展现；另一方面是精神文化承载，主要通过法司法文书、司法行为、司法制度和法官群体意识（主要承载着司法理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思维模式等）等进行抽象展现。
二.法院文化的发展及现实困惑
法院文化的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法院文化开始迈出强劲步伐，并取得了具大发展。最高法院先后四次召开文化建设方面的会议，王胜俊院长更是明确指出：“法院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大事，更是人民司法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大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级人民法院都要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使法院文化建设伴随着人民司法事业共同发展、共同前进。”把握这一要求，全国各级法院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如海淀区法院、上海法院、东营法院等，都形成了鲜明的法院文化特色。
法院文化建设的现实困惑:基于我国司法的行政化色彩、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对法院文化认识的差异，各地法院文化建设相距甚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层法院，更是存在诸多困惑和无奈。
一是司法的行政化色彩制约着法院文化核心价值的形成。受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传统司法体制影响，我国司法机关无论从区域设立上还是从司法运作上来看，都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而当这种行政化色彩被无限植入司法之中时，法的核心价值也就逐步被淡化，由此支撑的法院文化核心价值自然缺乏内涵。
二是司法职业的大众化决定着法院文化的普通化。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官职业都是一种大众化职业，其来源和培养方式就象产品一样可以被流水生产，这种大众化的文化素质决定着法院文化必然缺乏精神支柱，也不会有更高的发展。
三是经济发展制约着法院文化质量的提升。基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贫困地区法院基本经费都很难保障，在这种条件下，很难苛求这些法院有庄严的办公大楼、宽敞的审判法庭、清新的办公环境和高素质的法官人才，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也就不难想象贫困地区法院的文化建设会是怎样一种状况。
四是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不平衡。受社会物质化、功利化的影响，法院文化建设无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了物质文化建设，有些法院甚至简单地把修一个庄严的办公楼、办几个图书阅览室等看成了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不可否认，这些人文环境的建设必然承载着法院文化的一些要素，但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发展的根本是人的发展，当没有一个高素质的法官群体来支撑时，法院文化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因此，在注重物质文化建设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精神文化建设才是法院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法院文化的培育路径
笔者结合自己的认识和思考，认为，当前法院文化建设应遵循这样一些原则：
　　　　一是注重宣传，为法院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院文化作为法治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质具有文化本身所具有社会属性，既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构建。有鉴于此，在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善于通过舆论引导，通过改革创新，调动社会中的一切积极因素，群策群力共同做好法院文化建设。
　　　　二是注重研究，为法院文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现代意义上的法院文化起步较迟，受到关注和重视的时间更短，尽管实践中许多法院的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研究和探索法院文化建设上我们仍然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对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引起重视，注重加强对法院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三是统筹规划，为法院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描绘蓝图。法院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继承借鉴，更需要发展创新。因此，着眼法院文化建设的长远科学发展，我们必须对法院文化建设进行具体规划，既要追求眼前效果，更要放眼长远目标，努力形成有序、渐进的发展模式。
　　　　四是突出特色，为法院文化建设积累更丰富的实践经验。基于法院个体存在差异性，区域发展存在不平衡性，社会法治进程存在阶段性特点，以及受当地历史文化及民族习俗的影响，法院文化发展的趋势要求我们并不能机械照搬，相互复制，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相互借鉴，紧密结合实际创造出更具特色的法院文化。
　　　　五是争取支持，为法院文化建设搭建坚实的物质平台。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从来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作为刚刚起步的法院文化，既需要决策者肯于在此方面投入，更需要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层法院，如果离开了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持，法院文化将注定只是政治化的口号。
四.我院在推进法院文化建设中的探索和尝试
步入新世纪后，特别是新一届院党组以来,我院着眼于创建市级和谐文明单位，在推进审判工作、队伍建设、法院改革和基层建设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克难攻坚，扬帆催征，不懈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弘扬法治精神，集中展现了一个贫困县法院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一是培育法院精神，凝聚团队力量，努力构建法院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院党组着眼提升司法文明品味，把有形文化与精神文化相结合，立足院情，全面规划，努力构建法院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为推动法院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保证，调动了全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了工作热情。
　　　　二是增强司法能力，提升司法水平，积极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凝练法院文化坚强内核。着眼政治建院、人才兴院，努力打造学习型法院，不懈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加强法官队伍政治、业务、作风建设，凝练了法院文化的坚强内核，全院法官及其他干警凝聚共识，增强干劲，自觉规范司法行为，以清廉奉法的法官本色表达着对党的事业、对司法审判事业的赤诚信念。
　　　　三是提升科技文化，创新文化载体，努力搭建法院文化发展的物质平台。物质文化是法院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是法院文化的外化表现，为此，我们坚持承继与创新相结合，加强基础建设，改善办公环境，增设文化设施，为法院文化建设搭建了物质发展
平台。
　　　　四是丰富文化内涵，浓厚文化氛围，积极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经常化开展。以参与全市法院文化艺术节为契机，成立文化兴趣小组，积极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丰富了业务活动，陶冶了情操，推动了创先争优。
　法院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尽管已在全国各地法院中兴起建设热潮，但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实践和理论加以丰富和完善，最终为培育先进法院文化，促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陵川县人民法院 李东明 赵如水
试论脑死亡立法模式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 要：当前，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上，国外存在专项立法模式与统一立法模式两种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其利弊。就当前我国公众对脑死亡的接受情况来看，我国应当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专项立法模式。
关键词：脑死亡；立法模式；我国；选择

作者简介：刘长秋（1976—— ），男，山东人，汉族，法学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迄今已在国内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生命法。 通联：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E-mail:shangujushi@sina.com

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功能不可逆转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1] 脑死亡法即对脑死亡问题进行的立法，是立法者通过法律对脑死亡的明文认可。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即脑死亡法立法时所采取的法律范式或立法体例。立法模式是影响立法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且直接决定着立法的实效与权威。当前，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生命观念的转变，脑死亡这一远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已经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国家都已承认了脑死亡并专门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我国也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的法规或规章。由于我国在生命立法领域方面的整体落后，我国过去毫无脑死亡立法方面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立法模式无疑将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不少学者在进经过研究后认为，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建议我国采取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那么，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否真是我国脑死亡立法所应采取的最佳立法模式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此浅发拙论。
一、各国在脑死亡法上所采取的主要立法模式及其优劣分析
各国在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上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项立法模式，另一个则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混合立法模式。而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实际上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应该说，上述两种脑死亡立法模式各有优劣。
（一）美国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
所谓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就是指在不无视脑死亡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固有联系的前提下，单独对脑死亡进行立法，而不是将脑死亡完全纳入器官移植法而使其成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内容的立法方式。当前，采用专项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966年美国提出脑死亡是临床死亡的标志，并于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由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即“哈佛标准”。1970年，美国堪萨斯州率先在美国各州制定了有关于脑死亡的法规《死亡和死亡定义法》。1978年，美国制定了的《统一脑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并正式在法律上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的不可逆终止”。在美国，脑死亡立法与器官移植立法是分开进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于脑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国提出“哈佛脑死亡标准”的当年，1968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组织就倡议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简称UAGA），至1973年，该法案已经在全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统一实施。1984年，美国又通过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这样一来，在美国，一般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规范，而脑死亡的判定则受脑死亡法的规范；如果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涉及到了脑死亡的判定与实施等问题，则要受到器官移植法与脑死亡法的双重约束。
采取专项立法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作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律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就在立法上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界限进行了显然的划分，避免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混为一谈；（2）由于脑死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器官移植而更在于它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因此，对脑死亡问题制定专门的立法有利于突出脑死亡的法律地位，使人们相对更为全面且科学地理解脑死亡，并因之相对更为重视脑死亡；（3）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并对脑死亡问题适用专门的脑死亡法，有利于树立和体现脑死亡法的权威，提高其运作的实际效果；（4）在器官移植方面，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的统一适用，体现了脑死亡法对器官移植法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器官移植活动的开展；（5）最为重要的是，将脑死亡问题单独加以立法有利于避开人们较为敏感的器官捐献问题，从而不但可使其更为乐意认同和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且不会对器官移植法的实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采取脑死亡专项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是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将脑死亡明确从器官移植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并适用脑死亡法显然增加了立法的投入及法律的运营成本，也客观上增加了执法者的责任与负担；（2）在现有科学不能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脑死亡是绝对科学且不存在任何差错的情况下，对脑死亡进行专项立法会面临很大的立法风险。
（二）西班牙的混合立法模式
所谓混合立法模式，即不对脑死亡问题单独制定法律，而是将其与其他内容特别是器官移植一起规定在器官移植法中，作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美国对脑死亡进行专门立法不同，西班牙的脑死亡法是融合在其器官移植法中的。其1979年由国会通过的《器官移植法》直接对脑死亡的概念及其判定要求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脑死亡是指完全和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如果是脑死亡，必须有3名医师的诊断证明；必须有临床评估及相关的各项检查来证实供者死亡的诊断符合法律程序要求。显然，西班牙并没有将脑死亡问题作为完全独立于器官移植之外的一个问题来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了器官移植的一个当然内容。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没有像美国那样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而是将脑死亡问题直接规定在了器官移植法中。
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该立法模式在1994年时初露端倪，到1997年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出台时最终成型。早在1994年4月，日本“关于脑死及器官移植的各党协议会”向国会提出的《器官移植法案》第6条就对脑死亡问题进行了灵活处理。该条规定：“医生在符合以下各条之一时，可以从死者（含脑死者，下同）体内取出用于移植的器官。1.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且知道这一意愿的家属对此无异议或该死者无家属。2.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或虽然死者未表示过这一意愿，但其家属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3. 前面所设计的脑死亡者，是指被断定为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脑部的机能都不可逆转地停止了的死者。4. 对脑死的判定，应根据被普遍认可的医学知识，按照厚生省令来进行……”[2] 显然，日本的这一法案并不是专门针对脑死亡问题的法律，而是针对器官移植的，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医师从脑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时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该法案也没有将脑死亡作为确定人死亡的唯一标准，而是在坚持传统心死亡标准的基础上仅将脑死亡标准作为心死亡标准的补充标准，相对灵活地处理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问题。在其1997年10月起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中，日本明确认可和肯定了上述立法内容与立法模式。该法规定：允许进行脑死亡者器官移植；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除西班牙、日本之外，德国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模式，它也直接将脑死亡问题规定在了其1997年制定的器官移植法中。
混合立法模式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减少了立法投入，节约了立法运营的成本；二是在脑死亡还没有被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是绝对无误及人们对脑死亡还表现出一种不认同和不信任的情况下，有助于将脑死亡问题模糊化，避免该问题被过度张显；三是将脑死亡作为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的重要保障，明确将脑死亡的意义在某一特定阶段上限定在了器官移植方面，具有很强的务实性。而其弊端在于：（1）把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人为地连接到了一起，将脑死亡的意义局限到了器官移植一个方面，使脑死亡法具有很浓厚的功利性，也极大地抹杀了脑死亡法的其他现实意义，如其民事意义、刑事意义等；（2）客观上会减弱脑死亡法律规范的实效，并也会给器官移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3）由于医学界的不当宣传与误导，人们往往认为国家倡导其接受脑死亡概念的动因在于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从而使其易对脑死亡法产生误解而不愿接受脑死亡，甚至还会因此而对器官捐献产生厌弃，极大地限制了脑死亡法的实际作用。
二、我国脑死亡法立法模式之选择
通过以上对脑死亡法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以为，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问题上，我国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具有更多的优势，且相对于统一立法模式而言也是更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具体来说：
1. 当前，我国大部分人都脑死亡还没有形成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对脑死亡表现出了较大的排斥和不信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对脑死亡问题制定并适用专门的立法，有利于对脑死亡问题进行更为科学的法律宣传与医学宣传，从而使全社会形成对脑死亡的全面、科学认识，帮助人们逐步认同并接受脑死亡。
2. 尽管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并不是一部法，而各有其适用范围与调整对象，但在器官移植方面，二者却有着无可否认的固定联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制定一部不受器官移植法制约而其本身又摆脱不了与器官移植法之间的固有联系的脑死亡法，可以使脑死亡法成为器官移植的辅助法而又不会表现得过于功利。
3. 由于过去医学理论界一些学者在提倡脑死亡法立法建议时，将脑死亡法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器官来源不足的主要依据，错误地分析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导致很多人对脑死亡立法形成了一种偏见，即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服务于医生强制从脑死者身上采集人体器官的保障法。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下，人们不仅对脑死亡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且对器官捐献也产生了一定误会。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规定在同一部器官移植法中，则不仅会加重人们对脑死亡法的误解，不利于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且极有可能会产生“恨乌及屋”的负面效果，使人们对器官移植法也产生抵触。
4. 脑死亡作为一种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一个方面，更在于为脑死亡这种科学的死亡标准提供明文法律依据以及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的终止以及杀人罪的成立等民事与刑事问题提供立法支持，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则很容易张显脑死亡法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意义而掩盖甚或抹杀其在其他方面的、相对于器官移植而言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5. 在脑死亡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借鉴美国的做法而采取了专项立法模式，台湾在1987年6月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脑死亡判定步骤》。如果我国在该方面也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则将显然有利于避免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脑死亡问题的产生法律冲突，从而有利于两地开展更为广泛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交往，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以为，我国脑死亡法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而不应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搅在一起，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统一立为同一部法。当然，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分立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之间的特殊联系，将脑死亡完全与器官移植脱钩，乃至在器官移植法中不对脑死亡作任何规定，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丝毫不提及器官捐献及器官移植；相反，出于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固有联系及协调两法之间关系的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依旧需要提到脑死亡问题，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依旧需要充分考虑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为此，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规定：医师可以从生前自愿捐献其遗体或遗体器官或者在其死后经其家属同意而捐献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但如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患者已经死亡的，需要依据《脑死亡法》的规定严格进行。而在《脑死亡法》中也需要规定：摘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需于脑死者生前征得其本人同意或于其死后征得其家属同意，器官的摘取依照《器官移植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1] 吴崇其, 达庆东.卫生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P495.
[2] 顾肖荣, 倪正茂.生命法学论丛[M],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8, P 80.

（本文已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