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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存在严重错误
———社会科学探究系列文章
岩石松2011.12.08
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革开放中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社会各个方面在加速进步完善中。可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人意之处，就拿2010年12月20日修订版《工伤保险条例》【本文简称“2010条例”】来说，它相对前它的前身【简称“2003条例”】存在着严重错误，会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产生严重问题。
“2003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这本是法学家制定的一条深得民心的法律条文，但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如下两个麻烦：一是个别法律意识淡薄的国企老板和私营老板，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把国法当儿戏，因拒绝给受害者【本文专指因事故原因，在人身方面受到严重伤害者。下同】报工伤而与之对簿公堂者比比皆是。个别国企老板因怕自己的安全承包奖受到影响，而不惜损害受害者权益；而私企老板怕自己的钱受损失，而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向受害者，以各种理由、说辞拒绝报工伤。这两种人其实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一丘之貉，是属于人品极为低下者之列。二是后来发生了火车撞人事件，单位硬抵赖说火车不是机动车，不予报工伤，死者年迈的母亲几经周折、历尽艰难，终于讨回了公道。于是就出现了“今日说法”曾播出的“火车是个啥玩意？”节目中出现的记着满大街进行民众调查火车究竟是不是机动车的场面。火车竟然不是机动车，难道是人力推车吗？多么可笑、荒唐啊！就在一本字典中才找到了答案，老大娘才胜诉。这么简单的概念，竟然好多人不明白。用机器作动力而非人力推动行驶的车，就是机动车吗。认为火车不是机动车的人，文化、概念还不如普通百姓，难道不令人感到可笑吗？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上班路上的交通事故具有双重性质，已经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管辖的范围，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制定此条是多此一举，应该在《工伤保险条例》中取消此类条文，大众及法学界持此观点者比比皆是。现实中发生问题后，有的受害者只选了其一做了断，而个别受害者认为两法都适用，于是既让肇事司机进行了赔偿，又追究单位报了工伤。持取消观点者，他们不就是看到了个别受害者从表面上看是捡了大便宜吗？实际上他哪有什么便宜可言？险些丢了性命，苟活着也是严重残疾，此生完了，终生等于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要忍受那难以忍受的惨痛折磨，如同判了无期徒刑。有钱有什么用？何况会因此而贫穷。即便陪点钱作补偿，也是等闲，因为无法享受、从此再无幸福可言。再说，无论执行这其中那条法律的大额赔偿，最终还不是通过保险公司渠道，最后属于国家赔偿吗？这医疗发票仅此一张，这里报销了，那里就不可能报销。那大额赔偿都要通过伤残鉴定的，无论采用那条法律，哪有国家对一个伤残鉴定等级重复赔偿两次的？说他占了什么大便宜从何谈起？我们发表议论总不能随自己异想天开、信口雌黄吧？应该多动动脑筋、多加分析、实事求是吧？既然国法有规定，受害者选择采用两种法律同时补偿自己的损失，也是无可厚非的。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合乎逻辑：比如，一个人既是党员，又是单位的职工，那他就具有了双重身份，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他必须参加，单位的正常工作、其他活动等，他也得必须执行、参与吧。那上班路上的交通事故同样具有双重性质，其一他是因要去上班而发生了意外交通事故导致工伤，其二又是发生在道路上的交通事故，故两法同时适用也是有道理的了。和前面列举的日常生活中那个例子有何异同？交通事故都是无法预测的意外，谁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做那样危险的赌注吧！？
由以上多种因素，就引发了对工伤保险条例的大讨论，记得曾把讨论结果在CCTV1公布说：修改后对上班路上受到机动车辆伤害视为工伤一条去掉了。就在讨论期限已经结束时，笔者利用互联网给国务院发了一条非公开建议，论点、论据也相对充分。以胡锦涛、温家宝为核心代表的在关注民生方面最有成效的这届国家领导人，最终还是采纳了我代表大众的个人意见，把该条保留了下来。于是在“2010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做了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笔者经认真分析就认为本条存在严重错误，应该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改为：“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工具伤害而造成重伤以上的”视为工伤”，这交通工具就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等，当然也包括飞机、摩托车、自行车。但目前在我国，不存在坐飞机上班的情况，将来可能会有，所以这样修改有前瞻性。摩托车可能致人重伤，甚至死亡，不可忽视。但自行车不可能致人重伤，所以改为交通工具，也就不但对自行车没多大妨碍，反而把摩托车自动包含在其中了。就没必要逐车列举，写得那样繁琐。当然立法者当时的意图可能是在此对“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这些，进行了特别说明与强调。在赔偿部分应加注“上下班途中因受到交通工具伤害而造成的工伤，在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后，只能获得来自一方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最终来源于哪一方，由受害者本人选择。或由肇事司机按主次要责任合理比例先行赔付，余额由工伤部门补全。其他待遇按工伤待遇执行。对造成受害者死亡的，应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界定的主次要责任方，按合理比例优先让肇事者先行赔偿，下余部分由死者生前的用人单位参保的工伤部门，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应等级赔偿标准补全”，这样才合乎情理。理由如下：
如果不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那交警部门现场勘察，如果认定了受害者是主要责任，那肇事者也不会赔偿多少的，同时不属于工伤所管了，就让受害者及其家属自己承担。万一那天我们大众中的一员遭难了，那不就等于自认倒霉吗？这样的法律对人民大众有什么意义？既然没有意义，我们何必制定有关保险方面的法律？谁遭难谁倒霉，不是更合乎逻辑的老自然吗？它符合我们目前倡导的以仁爱为主导的和谐社会吗？祸从天降往往是人生中的偶然事件，小到黎民百姓、上至王孙贵族，历来没有人敢对自己在这件事上打包票。
如果不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去掉，那不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了：如果受害者真是主要责任者，受害者因怕自己被认定为主要责任造成无人管的结局，反而可能不得不向肇事者及交警部门行贿求情、求助作假，但作假会使肇事者在经济等各方面受处罚加重，这些加重的代价要受害者私下承担，交警部门的个别工作人员，可能会因对受害者的同情而满足受害者的苦求，因而知法犯法，从受害者处得利而参与弄虚作假。因为只有受害者、肇事者、交警部门三方联合串通来弄虚作假【认定书中把受害者本是主要责任有目的地假编为次要责任】，最后还不是在共同欺骗国家工伤保险基金吗？这不是把受害者推向火坑吗？连救命钱可能拿不出来，还被逼迫要花钱去讨好肇事者与交警部门来弄虚作假，这不是鼓励肇事者继续肇事、纵容交警知法犯法、使受害者雪上加霜吗？难道要这样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是什么逻辑的法律？国家高级领导人日理万机，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我们的人大部门、法学研究部门、立法部门，党和人民信任你们，赋予你们至高无上的法律特权，你们在自己的工作上如此不负责任，能说得过去吗？这本是稍微动点脑经，就能经逻辑推理想到的司法后果，却简单地用加注“非主要责任”字样而忽视之。好像一切交通事故都是人们有意造成似地，你只要被判定是主要责任，虽然你是严重受害者，生命在奄奄一息，你就该死而无人救助吗？我们的保险法律制定到如此的司法结局，还有保险的意义吗？就算年轻的娃娃法学博士缺乏司法实践经验，那我们年长的博士后、法学老专家们，难道也无司法实践经验吗？计算机是人制造发明出来的机器，也知道遇到麻烦题解而放慢速度运行的，何况我们是掌管万物的最聪明的人类啊！我的批评可能有点过之，但如果是因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倒是情有可原。而问题恰恰反映出是因我们工作的不认真而造成的疏忽大意，是不能随便原谅、容忍的，应该警钟长鸣。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是一件非常复杂、繁重、庄严而重要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不然会产生众多冤魂的，我们应该抱着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法律工作。就对法学家们历尽艰辛制定的相当完好的一部法律来说，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干扰、问题，如果法律在制定中本身就存在着严重问题，那这样的法律在社会实践中一定是短命的，执行不了几天会被社会所抛弃、淘汰。当然，法学工作者们对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是主要的、是值得肯定的，存在缺点错误也在所难免，只要我们及早发现并修正问题就是了。笔者认为：李鹏同志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领导制定、完善了好多法律，为中国的法律填补了空缺，为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今日说法节目，为法律在我国平民百姓中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笔者同全国人民一道，对研究法律、制定法律及司法、普法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一切个人和团体，深表真诚的敬意与谢意！
如上加注后，也就同时解决了两部法律重叠而不好处理赔偿的交叉问题。既打击了交通肇事犯罪，又避免了交警知法犯法的可能，更有力地保护了受害者的权益，也就等同于用法律保护了人民大众的合法权益，因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社会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该条例的立法、修订意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及《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的决定

（1991年6月29日通过）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冀朝铸于1988年10月25日签署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及《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同时声明不受《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第十六条第一款的约束。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本议定书各缔约国，
作为《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的缔约国，
认识到制订该公约的理由同样也适用于大陆架固定平台，
考虑到该公约的规定，
确认本议定书未规定的事项仍应按照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处理，协议如下：
第一条
⒈《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以下称公约）的第五条和第七条及第十条至第十六条的规定在作必要的修改后应同样适用于本议定书第二条所述的在大陆架固定平台上或针对大陆架固定平台所犯的罪行。
⒉在按照第1款本议定书不适用的情况下，如果罪犯或被指称的罪犯在固定平台位于其内水或领海内的国家以外的另一缔约国领土内被发现，本议定书仍然适用。
⒊就本议定书而言，“固定平台”系指用于资源的勘探或开发或用于其它经济目的的永久依附于海床的人工岛屿、设施或结构。
第二条
⒈任何人如非法并故意从事下列活动，则构成犯罪：
（ａ）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或任何其它恐吓形式夺取或控制固定平台；或
（ｂ）对固定平台上的人员施用暴力，而该行为有可能危及固定平台的安全；或
（ｃ）毁坏固定平台或对固定平台造成可能危及其安全的损坏；或
（ｄ）以任何手段将可能毁坏固定平台或危及其安全的装置或物质放置或使之放置于固定平台上；或
（ｅ）因从事（ａ）项至（ｄ）项所述的任何罪行或从事该类罪行未遂而伤害或杀害任何人。
⒉任何人如从事下列活动，亦构成犯罪：
（ａ）从事第1款所述的任何罪行未遂；或
（ｂ）唆使任何人从事任何该类罪行或是从事该类罪行者的同谋；或
（ｃ）无论国内法对威胁是否规定了条件，以从事第1款（ｂ）项和（ｃ）项所述的任何罪行相威胁，旨在迫使某自然人或法人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而该威胁有可能危及该固定平台的安全。
第三条
⒈在下列情况下，每一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其对第二条所述罪行的管辖权：
（ａ）罪行系针对位于其大陆架上的固定平台或罪行发生于该固定平台上；或
（ｂ）罪行由其国民所犯。
⒉在下列情况下，缔约国亦可以对任何此种罪行确定管辖权：
（ａ）罪行系由惯常居所在其国内的无国籍人所犯；或
（ｂ）在案发过程中，其国民被扣押、威胁、伤害或杀害；或
（ｃ）犯罪的意图是迫使该国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
⒊任何缔约国，在确定了第2款所述的管辖权后，应通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以下称秘书长）。如该缔约国以后撤销该管辖权，也应通知秘书长。
⒋如被指称的罪犯出现在某缔约国领土内，而该缔约国又不将他引渡给根据本条第1款和第2款确定了管辖权的任何国家，该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其对第二条所述罪行的管辖权。
⒌本议定书不排除按照国内法所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第四条
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不应以任何方式影响有关大陆架固定平台的国际法规则。
第五条
⒈本议定书于1988年3月10日在罗马并自1988年3月14日至1989年3月9日在国际海事组织（以下称本组织）总部向任何已签署了公约的国家开放供签字，此后继续开放供加入。
⒉各国可按下列方式表示同意受本议定书的约束：
（ａ）签字并对批准、接受或核准无保留；或
（ｂ）签字而有待批准、接受或核准，随后再予批准、接受或核准；或
（ｃ）加入。
⒊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应向秘书长交存一份相应的文件。
⒋只有对该公约签字并对批准、接受或核准无保留的国家或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可以成为本议定书的缔约国。
第六条
⒈本议定书在三个国家签字并对批准、接受或核准无保留或已交存了有关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之日后九十天生效。但本议定书不得在公约生效之前生效。
⒉对于本议定书生效条件满足后交存有关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的国家，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应在交存之日后九十天生效。
第七条
⒈任何缔约国在本议定书对其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可随时退出本议定书。
⒉退出应向秘书长交存一份退出文件方为有效。
⒊退出本议定书，应在秘书长收到退出文件一年之后，或在退出文件载明的较此更长的期限届满后生效。
⒋缔约国退出公约应被视为也退出本议定书。
第八条
⒈本组织可召开修订或修正本议定书的会议。
⒉经三分之一或五个缔约国的要求，以数大者为准，秘书长应召集修订或修正本议定书的缔约国会议。
⒊在本议定书的修正案生效之日后交存的有关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任何文件应被视为适用于经修正的议定书。
第九条
⒈本议定书由秘书长保存。
⒉秘书长应：
（ａ）将下列事项通知所有已签署或加入了本议定书的国家以及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
（i）每一新的签署或每一新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书的交存及其日期；
（ii）本议定书的生效日期；
（iii）任何退出本议定书的文件的交存及收到日期和退出生效日期；
（iv）收到根据本议定书或公约的规定作出的与本议定书有关的任何声明或通知；
（ｂ）将本议定书核证无误的副本分发给所有签署或加入了本议定书的国家。
⒊本议定书一经生效，其保存人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将本议定书的核证无误的副本一份送交联合国秘书长，供登记和公布。
第十条
本议定书正本一份，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写成，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下列署名者，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特签署本议定书，以昭信守。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订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