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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紧急避险中对生命的法益衡量
??由一个案例引发的对各种观点的思考

齐汇 清华大学法学院


【案例】
甲、乙、丙三人在洞穴探险中，地基崩溃，洞口堵塞，但能与外界进行通讯联系。联系结果表现，挖开洞口需要20天，但三人所携带的粮食只够生活5天。于是，甲提出，三人抽签决定输赢，二位赢者杀死输者以其肉维持生命。乙、丙表示同意。对应否付诸实行，他们征求了救助人员的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其后通讯中断，待第20天挖掘成功时，甲由于抽签失败而被杀，乙、丙以其肉维持了生命。
【法理分析】
上述案件实为哈佛大学的法哲学教授弗拉对英国发生的著名的里贾纳诉达德利合斯蒂芬斯（Regina v. Daudley and Stephens）一案所做的修改，原案为密里欧莱特号失事，三人在一救生船上漂泊，当他们都濒临死亡（in extermis）的时候，其中二人为了延长生命而杀死另外一人，将其肉用作充饥。他们提出一个紧急避险或强制(the defense of necessity or compulsion )的抗辩，但结果被否定了。此案中纠缠了太多复杂的因素，如我们应当如何认识紧急避险这一排除犯罪事由的本质？生命的价值是否可以量来衡量？人格的基本要素能否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现实的伦理道德认识之妥当性与刑法理论的完整性是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抽签之方式决定生死与牺牲一个已经接近死亡的人的生命法益的行动在其内在逻辑构成、法律理念与外在法经济学价值分析中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抑或受害的犯罪成本和加害人的犯罪收益之间是否存在较大的悬殊？以上种种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张极为错综复杂的大网，刑法学的基础理论、人类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内在要求、刑法解释学与刑法哲学在面对此问题时的不同立场观点和分析视角、人类内心世界的发展变化导致对生命与死亡等观念的变迁等等因素在其中展开了激烈的抗争。正是这些情与法，法与理的冲突与对立使得笔者内心产生了极大矛盾之间的对抗，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与探索的激情。连续几夜之辗转反侧之后，鼓起勇气执笔宣泄，以表刍荛之见。

一、对紧急避险本质的思考

在现代世界各国刑法中，普遍对紧急避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对于紧急避险的本质，不同的法学流派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自然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自然法赋予的权利，是一个理性人将自己神圣的私权通过社会共同契约的方式让渡出一部分后，对个人生命、自由权利的捍卫，人定法不能剥夺，只能放任。功利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冲突法益不能两全时的客观上不得已的措施，不存在谴责行为人的根据，不应处罚。自由意志论者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行为人往往丧失意志自由，其行为与无责任能力人行为性质相同。我国通说认为，其本质在于，当两个法益相冲突，又只能保全其中之一的紧急状态下，法律允许了保全较大的权益而牺牲较小的权益。[1]而笔者认为通说之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并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保护的法益大于牺牲的法益就没有超过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还要看牺牲的法益是否为紧急避险所必须。[2]其次，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带有较浓的主观主义色彩，很多地方表现出行为无价值论的基调，注重行为之恶对社会伦理观念的影响与破坏。如果从报应刑主义出发，对行为人主观恶念进行非难，则可认为紧急避险是有害的，因此，在民法上行为人对于其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在刑法理论上，却应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在不得不丧失两个合法利益中的某一个利益时，不管是谁的利益，保存价值更高的利益才是理想的，正是基于对整个社会利益的考虑，紧急避险在刑法上才是完全成立的。[3]如果被保护的法益与被损害的法益之间具有同等的价值时，只能说这种避险行为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著名法国刑法学家卡斯东•斯特法尼曾论述道：

“在发生冲突的利益之间两者价值相等时（例如两个人的生命），从社会的角度看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可以在所不问，因为，社会并无任何利益去袒护这一生命，而轻视另一生命。有时人们也这样认为，‘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是一种‘超法规’的行为，刑法即不强迫人们作出牺牲，也不将英雄主义强加于人。”[4]

既然从整体上说法益并没有遭受损害，就不宜将此种类型的紧急避险认定为犯罪。在中世纪，教会与王权合一，在犯罪问题上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当时的人们认为：上帝赐予人以灵魂，灵魂是一种独立并优越于肉体的精神实体。基督教有一句格言：“行为无罪，除非内心邪恶”，法官的责任是“审判别人的良心”。奥古斯汀就明确地将犯罪原因归咎于人的恶的意志。同样我们从行为无价值论的角度，本着规范违反说也同样可以找到相同法益冲突可采用紧急避险的理由。迫不得已的违法行为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的性格，并不表明行为人有主观上恶的性质。因此，对行为人施加刑罚并无任何“改正”与“威慑”的实际价值，目的刑论的合理正当化依据，在此遭到阻却。综上所述，笔者赞同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避免现实危险，保护较大或者相等法益的这种观点。

二、紧急避险之刑法理论基础的探讨

紧急避险之所以被社会认可，可以从“紧急时无法律”这一古老的刑法格言中得到体现。这一格言产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其基本含义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以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5]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避险权只是一种假定的权利，而非真实的权利，并不能由此认为合法。他指出：

“所谓紧急避险权是一种假定的权利或者权限，就是当我遇到可能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情况时，去剥夺事实上并未伤害我的另一个人的生命的权利。很明显，从权利学说的观点看，这就必定陷入矛盾。这种为了自我保存而发生暴力侵害行为，不能视为完全不该受到谴责，它只是免于惩罚而已。可是这样一种豁免的主观条件，由于奇怪的概念上的混淆，一直被法学家们视为在客观上也是合法的同义词。紧急避险的格言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在紧急状态下没有法律’。但是，不能由于紧急避险而把错误的事情变为合法”。[6]

康德为人们展示了对于同等法益避险权的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问题，认为紧急避险行为基于公平原则不受处罚，但却没有真正解决避险权在理论上的合理性问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从法的意义上肯定了避险权。从法而非道德上论证了避险权。黑格尔将刑法诉诸理性，认为存在即理性。其引入了法益比较原理，以生命、自由等这些更高的价值来论证避险权的合理性，认为其为生命、自由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权利。黑格尔指出：

“当生命遇到极度危险而与他人合法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它得主张紧急避险（并不是作为公平而是作为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定在遭到无限侵害，从而会产生整个无法状态，另一方面，只有自由的那单一的局限的定在受到侵害，因而作为法的法以及仅其所有权遭受侵害者的权利能力，同时都得到了承认。”[7]
“生命，作为各种目的的总和，具有与抽象法相对抗的权利。一人遭到生命危险而不许其自谋所以保护之道，那就等于把他至于法之外，他的生命既被剥夺，他的全部自由也就被否定了。当然有许许多多细节与保全生命有关，我们如果展望未来，那就非关涉到这些细节不可。但是唯一必要的是现在要活，至于未来的事不是绝对，而是听诸偶然的。所以只有直接现在的需要，才可能替不法行为辩护的理由，因为克制而不为这种不法行为这件事本身是一种不法，而且是最严重的不法，因为他全部否定了自由的定在。”[8]

黑格尔将关于紧急避险的思想称为冲突理论，以法益的价值差异即法益衡量为出发点，实为刑法理论在认识这一问题上的进步。
对紧急避险的法理说明一直以来学界就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议。由来已久的是违法阻却说与责任阻却说。违法阻却说的理论基础是法益衡量说，认为如果侵害法益的行为是为了救济更高或者同等价值的法益，则该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其提出了两个原理，即优越的利益原理和利益阙如的原理。而责任阻却说在法理上的根据在于责任则却，其主要理论基础为期待可能性说，这种理论表现为一句刑法格言为“法律不强人所难”，即任何人都不受不可能事件的拘束。以上两种观点的对立在于：紧急避险是否具有违法性（当然这里的法是指的刑法）。根据责任阻却说，其肯定紧急避险的违法性。违法而不处罚，仅在于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阻却责任。我不同这种观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一种古老而朴素的正义观念。没有刑罚就没有犯罪，既然肯定了对紧急避险没有刑罚，就应当自然而然地否定其犯罪，而这与违法而不处罚的理论产生了矛盾。另一方面，用期待可能性的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无法解释行为人为了他人利益而采取紧急避险的行为的免责问题，同时也无法解释行为人为了保护较小的法益而损害较大的法益时，也可能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但却不能免责的问题。因此，这种观点具有其理论上的局限性。
我认为如果将法益衡量说理解为侵害法益的行为是为了保护更高或者同等的法益，违法阻却说具有其理论的完整性与合理性。德国刑法理论通说采取两分说，即将牺牲较小法益保护更大法益的行为成为阻却违法性的紧急避险；将得以损害同等法益的行为，称为阻却责任的紧急避险。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张明楷老师将其二者称为合法的紧急避险与放任的紧急避险。[9]诚然，如果肯定损害同等法益的紧急避险包括在法益衡量说的定义之中，我认为违法阻却说在解释这一问题上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没有必要采用两分说。但如果理论上不将损害同等法益的行为合法性纳入法益衡量说之中，则违法阻却说的理论在解释为了保护相同法益而紧急避险时，就会遭到阻却。综上所述，我认为紧急避险是一种违法阻却情形，也是一种正当化事由。这种正当性并非基于对行为人道德的评价，而是基于紧急状态下行为特殊性的一种法律评价。基于本文对法益衡量之本质的理解，即包括紧急避险行为是为了救济更高或者同等价值法益，我比较赞同违法阻却说。

三、能否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保护其他人的生命？

不同国家的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意大利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法国学者卡斯东•斯特法尼[10]、日本学者平野龙一等在此问题上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生命在法律面前的价值是平等的，用牺牲等价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是违法阻却的事由，此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德国学者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日本学者木村龟二和阿部纯二等持反对的观点，他们认为：

“任何法益均可因紧急避险的介入而做出牺牲。唯有相关人的生命属于例外，因为，人的生命价值是不存在差别的。在数人的生命共同面临危险，以及以牺牲一人来挽救多人，无不同样如此。”[11]
“生命、身体是人格的基本要素，其本质是不可能用任何尺度进行互相比较的，与此同时，社会生活是基于这样的人格者的结合而成立的，尊重保护人格是法秩序的基本要求，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将人格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是法的本质立场。”[12]

同时我国的通说因采取紧急避险必须救济价值更大的法益，因此为了保全自己的健康或生命而牺牲他人的生命，都属于避险过当的行为。[13]
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兼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Posner)从法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对于此问题进行了较功利化的分析，他说：

“即使在通常意义上达德利和斯蒂芬斯一案中的交易成本不是很高，大部分人也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应有一个人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使其他人继续生存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如果可以证明出航前船员们同意在挽救其他人所必要的条件下由最虚弱者作出牺牲，那么在协议不得不被实施的情况下就将存在允许紧急避险抗辩的经济学理由。”[14]

但是，如果像本案中所阐述的那样，行为人采取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由谁来作出牺牲。以传统的法理念我们自然会认为这是最公平的方式。因为持肯定说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人的生命的价值是相等的，无论贫富、长幼、男女、长相的好坏。抽签是通过合意，大家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共同让度自己基本权利后，所形成的契约。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处在危难中的人们相互残杀，直到有一方死亡为止的野蛮的局面出现，最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我国著名法理学家江山老师在其著作中写道：

“在远古社会，当交易是必须的时候，当利益冲突的两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当人们凭经验得知与其相互夺杀，屠杀，流血，不如相互妥协对各自更有利的时候，契约就成了合理交易养资源的唯一出路。”[15]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


衢政发〔2008〕11号


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衢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衢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衢州市行政区域内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合理利用资源，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衢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产生工业固体废物和从事收集、贮存、利用、转移、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所称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

本办法将工业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工业危险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是指未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GB5085鉴别标准和GB5086及GB/T15555鉴别方法判定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工业固体废物。包括Ⅰ类工业固体废物和Ⅱ类工业固体废物。

工业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国家规

定的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工业固体废物。

放射性废物和电子废物的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

第四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将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环境保护年度目标管理，并作为政府主要负责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五条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实行特许经营、集中处置。衢州市设立统一的固体废物集中处置中心（以下简称处置中心），负责集中处置全市各单位和个人产生但无能力自行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



第二章 监督管理



第六条 市环保局对全市范围内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县（市、区）环保局对所辖行政区域内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衢州市固体废物监督管理中心根据市环保局的委托负责全市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环保部门和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有权依据各自的职责对管辖范围内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八条 环境保护监测机构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监测技术规范，加强对工业危险废物的环境监测。

第九条 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举报制度，对举报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对举报属实，为查处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重大违法行为提供主要线索或者证据的举报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新闻单位应当加强对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宣传和舆论监督。



第三章 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的一般规定



第十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健全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第十一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资料档案，按年度

向所在地环保部门申报登记。申报登记内容发生重大改变的，应当在发生改变之日起10日内向原登记机关申报。

第十二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对其产生的可以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自行利用无条件的，可以由有条件的单位加以利用；对暂时不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安全分类存放；对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自行处置；无能力自行处置的，应当委托处置中心处置，并支付处置费用；无能力自行处置又不依法委托处置的，环保部门可以指定处置中心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承担。

处置费用的标准，由市物价局会同市环保局等有关部门制定。

法律、法规对处置费用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置设施，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单位和个人自行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其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委托处置中心处置的，应当自行建设贮存设施。

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必须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第十四条 禁止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场所；确有必要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的，必须经

所在地环保部门核准，并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第十五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需要终止的，应当事先对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对未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作出妥善处置，防止污染环境。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发生变更的，变更后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对未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进行安全处置或者采取措施保证该设施、场所安全运行。变更前当事人对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的污染防治责任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义务。

对本办法施行前已经终止的单位和个人未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进行安全处置的费用，由所在地政府承担；但该单位和个人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应当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承担处置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义务。

第十六条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

第十七条 对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设施、设备和场所，应当加强管理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

第十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侵占、毁损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场所和设施。



第四章 工业危险废物管理的特别规定



第十九条 产生工业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不处置的，由所在地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处置或者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地环保部门指定处置中心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工业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承担。

第二十条 产生工业危险废物的新、改、扩建项目如无能力按规范自行处置危险废物的，应在办理环保审批前与处置中心签订处置协议，并将协议副本报市环保局和所在地环保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产生工业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向市环保局和所在地环保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前款所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报环保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对工业危险废物转移实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第二十三条 将工业危险废物从产生地运至利用、贮存和处置地点，产生、运输和接受工业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第二十四条 工业危险废物运输单位或处置中心在接收工业危险废物时，若发现危险废物的名称、数量、特性、形态、包装方式与联单填写的内容不符，有权拒绝接受废物，并及时向市固体废物监督管理中心报告。

产生、运输和接受工业危险废物的单位对自留存档的联单一般保存5年。

市环保局对某些联单提出延长保存年限的，产生、运输和接收工业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延期保存。

第二十五条 在衢州市范围内转移工业危险废物至处置中心处置，必须向市环保局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转移。

转移工业危险废物的，应当向市环保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转移危险废物的名称、种类、特性、形态、包装方式、数量、转移时间、主要危险废物成分等基本情况；

（二）运输单位具有运输危险货物资格的证明材料；

（三）市处置中心同意接受的证明材料；

（四）危险废物利用和处置方案。

第二十六条 一年内需要多次转移工业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市环保局申报次年工业危险废物转移年度计划，转移年度计划经批准后，每次按计划转移工业危险废物时可不再审批。

工业危险废物转移年度计划应当包括拟转移危险废物的种类、特性、数量、运输单位、接受单位、利用和处置方案、转移

时间和次数等内容。

转移工业危险废物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转移年度计划执行。

转移的工业危险废物数量超过年度计划，或者转移的工业危

险废物种类、接受单位与批准的年度计划不一致的，应当另行提

出转移申请。

第二十七条 从市外向衢州市转移工业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从浙江省以外其他省份转移工业危险废物进入衢州市的，应持有浙江省环保局、移出地省级环保局的批准文书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二）从浙江省其他地区转移工业危险废物进入衢州市的，应经市环保局同意，并持有移出地设区的市环保局的批准文书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第二十八条 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工业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依法向有审批权的环保部门申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工业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禁止将工业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第二十九条 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申领条件，按照国务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和处置工业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报环保部门备案；应当对本单位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活动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

第三十一条 收集、贮存工业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禁止将工业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第三十二条 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工业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它物品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转作他用时，必须经过消除污染的处理，方可使用。

第三十三条 运输工业危险废物，必须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

禁止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

第三十四条 市处置中心在接受工业危险废物过程中，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与工业危险废物产生者及其它需要转移危险废物的单位签订协议，并报市固体废物监督管理中心备案；

（二）在接受过程中，对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包装及标签、标识应进行重新包装、粘贴；

（三）按规定要求做好接受记录。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环保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罚。

第三十六条 对认真执行本办法，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